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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初五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以下《张之洞档》各册均载此辑，不再注出），大象出版社，2014，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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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巳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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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一日酉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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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寄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8，第2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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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电谕》（辛丑三月十三日），《电报档》第2册，第404～405页。关晓红教授说：“这道上谕，一方面表明政府对士子应试心切的理解和体恤，另一方面则将是否照前议开科的权力下放给督抚，让各地就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甚是。但接着又说刘坤一“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既不想举行当年科考，又不愿担当停科的罪名，以免失去士心”，却值得推敲。首先，时间逻辑有误。关晓红教授先论述时间在后的几道谕旨、电奏，然后说这是“一道新的电寄上谕”，以致刘坤一可以“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其实该电谕系因刘坤一前日致电军机处而发，此时尚无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更重要的是，谓清廷当道不愿担当停科罪名则可，谓其此时不想举行当年科考，恐与史实不符。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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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兴锐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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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四日申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485～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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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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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辛丑三月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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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五日午刻、未刻发，均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10、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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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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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10页。《全集》误“始可议及”为“始我及”，已据《张之洞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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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辰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0～2211页。《致江宁、四川、福州督署，南昌、济南、杭州、湖南抚署》（辛丑三月十七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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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西安孙道致上海盛大臣电》（辛丑三月十六日辰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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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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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78～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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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9～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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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俞廉三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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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兴锐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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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富有票案被镇压后，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曾私下说：“南方的叛乱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主要是报纸借题发挥，大加渲染。……长江一带特别平静。”《法磊斯来函》（1900年12月18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以下简称《莫理循书信集》）上册，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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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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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于荫霖：《悚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1263～1264页。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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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3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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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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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上几段均见《都察院左都御史张百熙奏停办乡试有碍大局拟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744～1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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