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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拟题者，“八条”、“十二条”均称首场论题五道，“顺天乡试及会试仍请钦命题目，各省乡试由考官拟出”。而“定本”则规定“顺天乡试及会试第一场论题、第二场策问题均由考官酌拟，其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仍请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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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首场论题的命题范围，“八条”称命题不外《九通》和《御批通鉴辑览》。“十二条”则谓“谨按”《九通》及《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诸书。而“定本”却规定《三通》、《续三通》，士子平日“均宜博览周知”，但“考官命题则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亦即并不以《九通》出题。至于国朝掌故，“应听考官酌举命题，不必定以专书”。其实，癸卯科会试首场五论即尽出于《御批通鉴辑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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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二场、三场的考试内容和命题标准，三者规定比较接近。二场各国政治“以学校、财赋、商务、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为大纲”，“其艺学则格致、算术、制造、声光化电等类，亦宜研究入微，各求心得”，但“惟恐边远省分风气尚未大开，现译各书，亦未流传悉遍”，故“拟请近科考试先以各国政治、艺学中之切于实用者命题”，“迨数年后……再由典试学臣酌量文风高下，由浅入深，或酌分门类，仿国初分经试士之法，以蕲专精而收实效”。值得注意的是，“定本”多出关于算学的规定：“有应绘图者，准其于卷内绘图”，且“既归入二场考试”，先前所定乡、会试算学中额应即裁撤。至于三场出题，三者均强调遵照四书五经原文，“不得删改增减”，“割裂圣经”，惟“定本”少了前两者批评先前考官出题“搭截虚缩”的激烈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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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论、策、义的答题要求、文体与程式，三者规定基本一致。（1）就答题要求来说，头场五论，须切题发挥，“上下古今，指陈得失”；“策则每举一事，亦必穷原竟委，议论详明”；义则须“朴实说理，研究精义，会通各家经说，阐发无遗，不得剿袭讲章”。（2）就厘正文体而言，既“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且如八股时代所要求，仍不准阑入诸子杂家议论，释、老二氏妄谈，“异域方言、报馆琐语”。（3）就策题的对答程式来讲，因“向例策题五道”，每道八至十条不等，“题目字数过多，故功令仅书第几问”，以致士子空对者“依题敷衍”，“即实对者，亦不过钞袭坊本，剿说雷同”，故规定此后“每道约举一二事，字句无多”，士子“即可书写全题”，“切实敷陈”。可见除挑明几项“禁区”外，其正面规定颇为空泛，虽然也说“论、策、义体例，较之八股文律，固应从宽，惟考官衡文，亦不得不限以程式”，但在废八股、改策论伊始，“程式”其实很模糊，还须慢慢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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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科场防弊措施的改革，三者有同有异。（1）就废除誊录、对读来说，“八条”称论、策字数多，“势必多雇书手”，但书手惯于作弊，故不如一举废去誊录，令考官“秉公衡鉴”；“十二条”意思相近，但较“八条”直言“书手皆系积惯作奸”，言辞较为和缓；“定本”则全未提誊录、对读积弊，仅称誊录“现经政务处议准裁撤，则对读官亦应裁去”。（2）针对起草、默写、起讲等旧例，“十二条”称彻底废除起草及二三场默写、头二场起讲之例；“定本”则规定乡、会试及其复试，裁去起草，“其余一切考试应行起草者，悉仍其旧”，改乡、会试默写头二场起讲，为“默写首艺前四行，以凭核对”。（3）就磨勘而言，三者规定均大为放宽，惟“定本”在“有关弊窦及文理悖谬、剿袭雷同”三项后添入“直犯庙讳、御名”的磨勘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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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考官衡鉴标准，“总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实用者为准”，故“诗赋已属无用”，小楷“亦与实学无裨”，所以“十二条”与“定本”均强调考官衡文专取文理优长，不得以小楷优劣定去取，“定本”更是“准其添注涂改”。为了落实不重小楷的精神，“定本”规定，除贡士殿试“仍用朱丝直格大卷”外，其他如朝考、散馆、考差及考取优贡、拔贡、中书、教习、誊录等考试，均用含直、横格的试卷，以便书写。此外，因“馆阁中向有撰拟应奉文字”，“十二条”本定有另行考试一场，听进士中精于诗赋、小楷者赴考录用；“定本”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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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官的参考书：有关中国政治史事者，经礼部开单咨取，由江、浙、鄂、粤等省官书局照单咨送；有关各国政治艺学者，则由两江、两湖、两广各督抚在“已译成之书”中择要开单，咨送礼部。此外，学堂藏书亦许乡、会试闱中随时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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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定生、童“岁、科两考，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十二条”称经古应与正场并重，“未进经古场者，不得与考正场”，“定本”则规定经古一场，“生、童愿考与否，仍听其便”，只当“正场试卷文理同属通顺”时，“应先尽其经古场之入彀者，以励实学”。优、拔贡考试，亦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和四书五经义。宗室乡试、会试、复试及翻译会试等亦改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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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八个方面看，政务处会同礼部奏定科举新章与数种报刊传抄版“新章”，异同参半。同处不少，说明传抄版亦系“内部”流出，并非完全杜撰；异处颇多，且相较传抄版，定本文字简洁而少激烈语，说明后者由前者修改而来。由于修改的背后即是政务处、礼部甚至其他京官、督抚、学政讨论与折中的结果，故透过比对不同版本的流变，也未尝不可窥见新章出台背后的玄机。此中尤以前两项变化最大，考虑到首场论题在考试中最为重要，故这样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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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拟题者的变化来讲，当与会试须借闱有关。就在辛丑年十月，礼部曾上一《会试变通详细条目清单》，称“会试首场向请钦命题目，由礼部堂官恭领，赍交内帘严密刊刻。今借闱会试，首场题目拟仍请钦命，由派出之总裁官于启程时亲赴军机处恭领，敬谨赍至该省，俟入闱封门后拆封刊刻，于进呈试卷时一并恭缴，以昭慎重”。[14]这或许就是“十二条”等所谓顺天乡、会试首场五论题目，仍请钦命之所本。不过，此议随后被否决。于是，政务处、礼部鉴于向来顺天乡、会试首场四书文题均请钦命，而今“改八股为四书义”，虽“移于后场，仍合校三场，以定去取”，故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仍请钦命，庶于讲求实学之中，仍寓崇尚经术之意”。[15]据癸卯科同考官、甲辰科内监试王振声的日记，首、二场论、策由总裁出题，三场四书五经义题则系“钦命”，三场皆在正总裁处刻印。[16]关晓红称癸卯科会试“三场试卷均由孙家鼐亲自出题并监刻”，是不准确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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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首场论题以何书命题，直接涉及考试内容和范围，关乎士子读书和备考，则更为紧要。“八条”与“十二条”均称以《九通》命题，是颇有误导性的。实则《九通》只作参考，考官命题“则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此中变化值得深究。就在《申报》九月十日登出“新章八条”后，吴汝纶致函顺天学政陆宝忠，激烈批评“拟以《九通》试士”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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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见报纸谓礼部议复举场章程，拟以《九通》试士。穷乡下里，难得此书，又卷帙浩繁，不易卒业，就中杜、马二家最善，然马书唐前尽袭杜文，渔仲纪传全抄正史，皇朝《三通》，彼此因袭，并非不刊之典。学者不读正史，则《三通》乃凌杂丛碎之书，不能得其要领。若先攻廿四史，再读《九通》，则无此日力。且用功烦难，而获效殊少。使学徒尽能记识历代制度沿革，亦只已陈之刍狗，谓遂成为政治之通才，未必然也，而况绝无尽记者乎！且《九通》制度之书，固非政治之学也。求政治之学，无过《通鉴》，而毕氏《续编》及国朝儒臣所编《明纪》，又不逮涑水元书远甚。今不以《通鉴》试士，而用《御批通鉴辑览》，岂不以《通鉴》繁重，学者难读，不如《辑览》之简约而易竟哉！《九通》卷帙之多，过《通鉴》倍蓰；今史学用《通鉴辑览》，而政治用《九通》，一何用意之自为矛盾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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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见：史学试士当用《史记》、《汉书》。……后代之史固不足熟读，则亦不足以考人。必以详备为事，则马、班之书之外，益以《通鉴辑览》足矣。其政治之学当以国朝为主，国家纪载流传者稀，无已，则于皇朝《三通》择用其一，使习国家掌故，庶亦可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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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不久《苏报》论说亦批评以《九通》命题太泛：“今政务处议定新章，头场论说五篇，皆按《通典》、《通志》、《通考》及《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命题考试。试问上而尚书、侍郎，下而翰詹、科道，向之以帖括进者，其能熟悉《九通》者有几人乎？其能博览群书有几人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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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新章定本，不再以《九通》出题，且加入国朝掌故，与吴汝纶的意见颇觉近似。考虑到陆宝忠本系南书房行走，为“里边人”，[20]又与王文韶、瞿鸿禨、张百熙、陆润庠等深度参与改科举讨论与决策的中央大员关系密切，则吴汝纶的声音很有可能通过陆宝忠传递给上述诸人。事实上，就在吴汝纶写信后五日，时在直隶定州主持考试的陆宝忠，即致信张百熙，讨论礼部议复科举新章问题：“礼部议复科举事宜，尚未得见，窃谓竭士子之力，首、二场论、策三艺，已足觇本领，逐场去取，阅者可以专心，不审尚能申言否？”[21]可见陆宝忠支持张之洞的分场去取之法，但认为其方案题量太大，希望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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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报刊传抄版并非定本，但因其传播广，影响实不容轻忽。值得留意的是，辛丑腊月出版的《万国公报》所载科举章程，仍是“新章十二条”。[22]更有甚者，杭州的《浙江五日报》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仍在转载“新章十二条”。[23]而光绪二十八年夏天刻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录载的竟也是“新章十二条”。[24]与此同时，诡异的是，吴汝纶虽然不以《九通》试士为然，且定章亦已去此一条，然而他似乎未见定本，仍以报刊传抄版为据。吴氏在给其子吴闿生的信中虽然批评“《九通》数百卷，谁能悉读，以此考人，直是谬妄”，但他也不忘为闿生兄弟各购一部上海新印的《九通》，以便乡试时携入场中。[25]从上文所引《选报》的“更正”来看，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的《苏报》馆已获见礼部所刊章程定本。此外，光绪二十八年三月，远赴奉天查办案件的吉同钧，亦从《邸报》中读到了新章定本。[2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定本的“新章十二条”仍能通过报刊、《经世文新编续集》广泛传播，不仅“误导”了当日的士子及其亲友，也“干扰”了后来的研究者，就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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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丑奏定科举新章看，此次改科举确是清代历史上“力度最大，空前未有”的。[27]不过，辛丑奏定新章既与戊戌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辛丑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方案颇多延续，但也损益甚大。其产生和流变背后的曲折，远超既有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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