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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见：史学试士当用《史记》、《汉书》。……后代之史固不足熟读，则亦不足以考人。必以详备为事，则马、班之书之外，益以《通鉴辑览》足矣。其政治之学当以国朝为主，国家纪载流传者稀，无已，则于皇朝《三通》择用其一，使习国家掌故，庶亦可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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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不久《苏报》论说亦批评以《九通》命题太泛：“今政务处议定新章，头场论说五篇，皆按《通典》、《通志》、《通考》及《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命题考试。试问上而尚书、侍郎，下而翰詹、科道，向之以帖括进者，其能熟悉《九通》者有几人乎？其能博览群书有几人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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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新章定本，不再以《九通》出题，且加入国朝掌故，与吴汝纶的意见颇觉近似。考虑到陆宝忠本系南书房行走，为“里边人”，[20]又与王文韶、瞿鸿禨、张百熙、陆润庠等深度参与改科举讨论与决策的中央大员关系密切，则吴汝纶的声音很有可能通过陆宝忠传递给上述诸人。事实上，就在吴汝纶写信后五日，时在直隶定州主持考试的陆宝忠，即致信张百熙，讨论礼部议复科举新章问题：“礼部议复科举事宜，尚未得见，窃谓竭士子之力，首、二场论、策三艺，已足觇本领，逐场去取，阅者可以专心，不审尚能申言否？”[21]可见陆宝忠支持张之洞的分场去取之法，但认为其方案题量太大，希望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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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报刊传抄版并非定本，但因其传播广，影响实不容轻忽。值得留意的是，辛丑腊月出版的《万国公报》所载科举章程，仍是“新章十二条”。[22]更有甚者，杭州的《浙江五日报》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仍在转载“新章十二条”。[23]而光绪二十八年夏天刻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录载的竟也是“新章十二条”。[24]与此同时，诡异的是，吴汝纶虽然不以《九通》试士为然，且定章亦已去此一条，然而他似乎未见定本，仍以报刊传抄版为据。吴氏在给其子吴闿生的信中虽然批评“《九通》数百卷，谁能悉读，以此考人，直是谬妄”，但他也不忘为闿生兄弟各购一部上海新印的《九通》，以便乡试时携入场中。[25]从上文所引《选报》的“更正”来看，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的《苏报》馆已获见礼部所刊章程定本。此外，光绪二十八年三月，远赴奉天查办案件的吉同钧，亦从《邸报》中读到了新章定本。[2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定本的“新章十二条”仍能通过报刊、《经世文新编续集》广泛传播，不仅“误导”了当日的士子及其亲友，也“干扰”了后来的研究者，就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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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丑奏定科举新章看，此次改科举确是清代历史上“力度最大，空前未有”的。[27]不过，辛丑奏定新章既与戊戌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辛丑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方案颇多延续，但也损益甚大。其产生和流变背后的曲折，远超既有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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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奏定新章的流变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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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新政再起。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经由东南互保，地位更加突出。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成了清廷推行新政的蓝图。[28]于是，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曾经奏准的科举新章成为辛丑科举改章的底本，经过修改后，再度颁行各省，在最后的科举考试中得到了实践，因而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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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辛丑奏定科举新章虽在场次、题量等方面延续了张、陈的戊戌方案，但其间的损益也非常明显，既有张之洞的主动修改，也有政务处、礼部议奏时的权衡取舍。其背后的曲折，与第一章所述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密切相关，值得细致讨论。与戊戌新章相较，辛丑奏定新章的变化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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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二场策题的考试范围缩小，取消了专门艺学。张之洞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提议，二场“但试各国政治学、地理、史事、武备、算学及绘图学、格致学、工商学大义等事，其专门艺学，如声光化电之类，仓卒不能通晓，且试卷只能空言其理，非场内所能考验，自可缓试”。张氏解释说，之所以“将艺学等删去”，是因为“原奏本意，系令考生说其大义，为引人入胜之资，并非携器试验。今略加删改，以冀易准。若原奏照办，今日时局，必难准也”。[29]其实，张之洞的《劝学篇》以及戊戌科举新章，系针对康、梁方案而发，暗含“诋康”的深意，明显有争夺改制主导权的考量。[30]故而，张之洞虽号称“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体用一贯”，[31]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免高自标置，故意炫博，刁难士子，不易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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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曾对此大为抨击：“世俗不足责，若朝廷大臣所议改革之法，乃与康、梁书生不晓事者略等，此何说耶！……外国专门之学，中国尚无其人，何能以之试士！且所谓专门之学，必有专门师授，国家亦遣专门考官赴学堂考验，岂如中国以之出题作文，与他业并责之场屋间哉！此议之谬，众所共见，即所云外国时务，见之各报章者，亦仅九牛之一毛，何从窥见全豹，此亦不能用以试士也。”[32]类似的批评尚多。迨拟定辛丑新章时，情势已变，必须更为务实，故张之洞将专门艺学剔除出了二场考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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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变化最大，且对随后的两科乡、会试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诸多争论的，无疑是“分场去取”的被否决和废除誊录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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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场去取”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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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科举新章出台过程中关于“分场去取”的论争和是非，需从戊戌改科举谈起。戊戌春间，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援引北宋欧阳修的观点，称欧阳修当日欲以策论救诗赋，犹如今日欲以中西经济救八股时文。故远师欧阳修遗意，近仿童生府县考复试之法，提出将乡、会试三场场次互易，又逐场发榜、分场去取的构想。[33]本来张之洞拟首场试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而陈宝箴担心“俗情专事吹求”，建议将中国史学、国朝政治移作首场，“著尊王之义”，以西政西学为二场。张接受了陈的建议。[34]随后《劝学篇》的定稿和戊戌六月初一日张、陈会奏科举新章，均如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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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张之洞之前，逐场发榜、分场去取的构想，亦有时人提出。乙酉科（1885）举人、后来做过意大利公使的许珏，曾著文论贡举，即建议逐场放榜，以救考官草率之弊，使三场并重的原则落到实处。同时，既议逐场去取，则三场顺序宜有改易，乡试头场试经文、二场策问、三场四书文，会试头场试策问，二场试经文、三场四书文。如此则经、策并重，若只精于四书文，无益也。[35]许珏此文未标写作时间，然从其不废八股、不提西学来看，必作于《劝学篇》之前。许珏是许同莘的伯父，张之洞的总文案张曾畴是许同莘的舅父，许珏和张曾畴亦关系甚密，则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许珏的议论，可能通过张曾畴在张之洞及其周围传播，影响到《劝学篇》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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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乡、会试分场去取的构想，虽然不乏支持者，尤其在张之洞系统的官员、学者中颇得赞誉，但是，这一办法也并非无懈可击。就在张、陈戊戌新章刚刚奉旨颁行后，吴汝纶在给新科翰林傅增湘的私信中，就批评分场去取之法，谓“欧公先考策论，后改（考？）诗赋，乃先易后难”，而今头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二场考西政西艺，三场考四书五经，“乃先难后易，适与欧公相反，何谓用欧”。故吴汝纶认为，应“仍三场连考，不用欧公去取之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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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吴汝纶的声音介于朝野之间，且不免李鸿章系统对张之洞的“偏见”，那么，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的意见就必须认真考虑。礼部于戊戌年七月初二日就张、陈科举新章拟定详细章程十三条，其中五条都是针对分场去取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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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揭晓期限问题。礼部一则谓“乡、会试士子例于初八日入场，十六日三场完毕。现定随场去取，二、三场须俟前场发榜后，再行投卷入场，揭晓例限自宜稍为宽展”，再则称“现在更正新章，内外帘一切事宜均不能复循旧制，各省中额及应试人数多寡不同，其如何每场酌定期限之处，臣部实难悬断”，顺势将球踢给了各地：“应请饬下顺天府府尹及各直省督抚体察本省情形，速议具奏。其会试场期，应俟乡试议定后再行核议”。二是每场取中名额问题。针对张、陈提出的首场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礼部根据会试及顺天乡试通常约取中三百名的情况，计算其首场需取录三千余名，“其余大省乡试均在一千名上下，而各房荐卷又须浮于所取之数，计考官每人校阅，多者千五六百卷，少亦将及千卷”，认为大大超过了以往乡、会试中主、副考官校阅的头场荐卷之数，“即使宽其日限，亦恐难于精审”，因此建议变通处理，“但照入场人数酌定去取，每场以次递减，不必尽拘十倍、三倍之额，应统由该府尹、督抚通筹妥议，一并复奏”。三是誊录、对读人手问题。既定随场去取，则“二、三场以后誊录书手、对读生均可递减其数”，礼部认为应由“监临等于每场事竣，核计下场应用若干名，分别留遣”。四是防弊问题。随场去取后，三场人数最少，礼部建议“令各监临于三场点名后，或在誊录所，或在贴近至公堂两旁号舍，将诸生扃试，另派妥员随同监试官昼夜搜巡”。五是发榜问题。相比以前，由于头、二场也须发榜，但又要与最终正榜区别，所以礼部设计了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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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礼部遵照戊戌年五月初五日废八股、改策论之上谕，于二十二日上奏了乡、会试详细章程，刚刚准行，却被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新章推翻。礼部当局自然甚觉脸上无光。而张、陈新章准行后，礼部又须据此新章重拟详细章程，且此番变动尤大，则礼部当局有些愤懑不平之气，也就可以想见。所以针对随场去取这一重大变动，礼部既然不能直接反对，就条举为难之处，并屡屡“不敢悬断”，建议顺天府尹和督抚妥筹具奏，以“不作为”表达不满。进言之，礼部对分场去取之法，是不以为然的。就在七月初二日礼部的详细章程刚刚准行后，十一日，安徽学政徐致祥奏请岁、科两试照乡、会试新章，分场去取。奉旨礼部议奏。旋遭礼部议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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