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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如此决策，很可能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分场去取虽号称三场并重，且标榜尤重末场四书五经，但大多数人在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中就会被淘汰，根本没有机会参加第二场，即使进入第二场，不善“西学”，也没有机会进入第三场。与此相反，一旦进入第三场，即使四书五经不够好，但取中的选择已经不多，既然如额取中，则很可能不得不有所迁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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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举甫改章，按张之洞的设计，连过三场的全才恐怕寥寥无几。吴汝纶在戊戌变法时就说，按张之洞、陈宝箴“折难士子”的科举新章，“一省不过二三人，多则十人、八人”有可能合格，若仍按旧额取中，“则向所谓抄袭旧文、草率完卷者，皆在必取，则悬格虽高，仍与向来三场策问略同，尽是有名无实耳”。[48]虽然在辛丑新章中，张之洞删去了声光化电等专门艺学，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但政务处还是认为科举改章之初，实难遽得全才。于荫霖在辛丑年九月十七日也向慈禧太后当面说：“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千，使之尽通，乌乎能？势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49]既然士子西学水准极为有限，就更不宜只凭一场定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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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更重要的是，倘若分场发榜，大多数考生首场即被淘汰。这对于熟悉三场考毕静等出榜“红录”的考生来说，无疑是非常剧烈的变动。准备数载、辛苦跋涉、远道而来的士子，首场即遭淘汰，难免觖望，抗议生事可以预卜。在刚刚经历了庚子战乱动荡的背景下，这无疑是朝廷必须着重考虑而极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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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二场西学发策，士子既感困难，考官亦觉挑战。如三场合校，便可藏拙，若分场取中，则第二场如何去取，成为科举改章伊始的难题。因此，三场合校，暗含稳定士心、防止骚乱的效果，且理论上确实可以避免只凭一场定去取的弊端，同时也缓解考官校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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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务处权衡之后，否决了刘坤一、张之洞的意见。但是，正如第一章所述，清廷此时东南半壁就靠刘、张，其意见即使不听，也不能完全拒绝，况且像这样“渎请”。故政务处否决了分场去取，但允许“试办”废誊录，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是给刘、张一个台阶下。然而，这样权谋之后的妥协，却成了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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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誊录成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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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录即糊名易书，自北宋以来，行之数百年，实为科场防弊妙法。殿试、朝考因为不用誊录，读卷大臣直接评阅考生原卷，以致通关节、重楷法，久为时人诟病。而乡、会试因有誊录，“应试者字体之工拙，无关得失”，故相对公平。[50]因此，废誊录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张之洞一方面奏请改科举，讲实学，不较楷法之高下，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废誊录，却导致本不凭楷法取中的乡、会试，也开始看重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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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戊戌改科举时，废誊录既非康梁派的主张，也非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的内容。相反，康有为、梁启超及宋伯鲁还准备奏请在殿试、朝考中采用誊录，以纠正偏重楷法之弊。[51]迨至辛丑年，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就包含酌改文科的条目，但亦未及废誊录。然而，张之洞在随后的电奏中却加入了这一主张，且因政务处的策略性妥协，废誊录竟成了现实，使得最后两科乡、会试皆无誊录，颇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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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废誊录的消息一出，即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张之洞的下属，刚刚调任武昌府知府的余肇康便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辛丑年十二月，他在致其亲家、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瞿鸿禨的私信中抱怨道：“糊名易书，唐宋以来行之已久。今日情面之天下，非此更将百弊丛生。闻近议拟裁誊录。窃谓必不可行。且此事实无害于求才，而有益于防弊，亦何必毅然去之耶？”[52]显然，余氏觉得废誊录简直莫名其妙。刑部司官吉同钧随后在日记中也严厉批评废誊录的做法：“至易书糊名，实防弊要法。今日殿试考课，尽绚（徇？）人情。惟乡、会二试，较为公道。寒士真才尚可出头者，惟赖此易书糊名之一法。然以此严防，尚有关节、暗号等弊，若并此而亦废之，从此更无公道矣。”[53]余肇康、吉同钧均从誊录制度作为长期行之有效的防弊妙法的角度着眼，谓其虽亦有弊，但非此则人情、关节、暗号等弊更将防不胜防，势将严重影响到考试公平。吉同钧并强调乡、会试之所以比殿试公道，正因为有誊录之制。此外，江西巡抚李兴锐也致电政务处，称“乡场试卷例应糊名易书，今誊录朱卷既裁，以墨卷校阅，士子履历开列卷首，虽经弥封，究有未便”，建议采取编号、盖戳等防弊办法。[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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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名士孙宝瑄则估计到，在初改八股为策论，而策论程度尚浅，难免剿袭雷同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凭楷法取中的恶果。他说：“今日改科举法，以策论取人，于是头、二场考生皆抄胥。其所对之本国政治、外国史事，千手雷同，于是不能不以书法之工拙，定甲乙去取，势使然也。是故八比废而乡、会试考字矣。”[55]孙宝瑄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废誊录，但他立论的前提之一正是乡、会试废除誊录制度。盖若誊录未裁，乡、会试是不可能“比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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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经过壬寅年秋无誊录的乡试后，批评之声再起。不仅是人情、关节问题，更严重的是，此前乡试因有誊录，故不重楷法，而今裁去誊录，考官直接校阅士子墨卷，以致凭楷法以定去取的倾向大肆蔓延，与科举改章的本意南辕北辙。壬寅顺天乡试举人冯汝琪因为字写得好，同考官在荐卷簿中特别指出。冯氏因而特意提醒乃弟冯汝玖留心楷法：“房师以字肖莲棠宗长，特于荐簿记之。可见字亦要紧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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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十二月十七日，山西乡试副考官、御史杨士燮返京后上折，除了批评场次、题量外，认为“不用誊录，裁割卷面，尤滋弊窦”，因请“规复旧制，仍用誊录”。[57]次日，给事中熙麟也奏请乡、会试仍用誊录。[58]十九日，署礼部侍郎、政务处提调郭曾炘亦上奏论会试事宜，认为“试卷不用誊录，闱中阅卷但取适观”，日久相沿，恐重蹈殿试以楷法定高低的覆辙。但郭氏显然更了解废誊录的内幕及政务处、礼部的“处境”，故不仅措辞和缓，而且颇有为政务处、礼部复奏张本的意味：“应否规复旧制？或俟一两科后察酌办理，此时尚可不必纷更也。”[59]杨士燮、熙麟、郭曾炘的奏折，先后交政务处会同礼部一并议奏。据说，礼部“各堂意见相同，皆以为从杜弊起见，莫善于糊名易书”，大约当允所请。[60]《新民丛报》的消息也说：“壬寅举行庚子乡试，试卷不易书，于是考官辨认字迹取中，又有专重小楷者，礼部议复用誊录，以杜弊端。闻已定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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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会试将恢复誊录的消息一经传开，即对士子的应考产生影响。翰林出身的四川道员冯金鉴立即在家信中为其子冯汝琪支着：“果用誊录，字不必求好，专力于作，较为省力。”[62]可见，乡、会试一旦用誊录，则士子自不专意于字，而必用力于文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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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议准乡、会试废誊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务处否决刘坤一、张之洞分场去取主张的“补偿”。因此，若恢复誊录，既使刘（新逝）、张下不了台，更使自身难免朝令夕改之诮。故政务处复奏一则谓，上年之所以同意试办废誊录，是因为刘坤一、张之洞电称“誊录积弊，亟宜删除”，而今杨士燮、熙麟等“或称辨认字迹，偏重楷法，或称熟识字迹，转以避嫌屏弃各节，其弊亦不能不防”；再则自相矛盾地说，“惟本年各省乡试尚无此弊，明年会试拟请暂行照办”，嗣后由礼部斟酌情形，奏请应否仍用誊录。[63]如此便采用了郭曾炘的说法，同时委婉地否决了杨士燮、熙麟恢复誊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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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批评废誊录，连带反思朝廷改科举举措乖张的声音却没有停歇。《鹭江报》的议论最为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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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从前之尚楷法，止于殿廷考试而已。此外乡、会两试概用弥封，主司只以衡文为事。今誊录既废，为主司者自知才学浅薄，不足以较妍媸、别优劣，但取其小楷工者，列之中额。其间有耆儒宿学，读书诹古，具有本原，反不获与少年子弟争一日之长，其有以援据篇籍，典瞻渊懿者，主司一望茫然，目呆口噤，悉屏之孙山之外。此风一倡，而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悉从事于其易为者，终日摹拟，以求速售。夫以楷法求人，而复责有根柢之学，是南辕而之燕赵，北辙而之吴越，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圣天子在上侧席求贤，如恐不及，而诸臣泄泄，不能奉宣德意，至于如此，岂非大可痛恨太息者乎？吾有感于近日取士之法，而不能默然已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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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司“但取小楷工者，列之中额”，未免过火，但其着重批评的取士之法的矛盾性，无疑是制度设计者无法自解的，亦即一方面求实学，拒楷法，另一方面却因废誊录而导致更偏重楷法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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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吊诡的是，废誊录的流弊反而成为趋新者倡废科举的理据。主废科举的夏曾佑就说，废八股后衡文无上下可守之标准，“誊录既废，楷法已占天然之胜势，若再以忌讳太多，文章竟无优劣，则一切弃取必纯以楷法决之，是乡试、会试均以朝考、殿试之法行之耳，是并求其如当初之乡、会试而不得也。呜呼！此岂议废八股时所能见及哉？”意谓废八股、废誊录后的科举，反不及先前之科举，因此更应废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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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民国，癸卯科进士、对历代社会制度风俗研究颇深的著名学者尚秉和，依然认为废誊录是科举改制的大败笔。他说：“自糊名誊录之法兴，于是主试虽门生故吏，无能为力。……自此以后，凡平民进取者，只致力于文学，不患不达。故历元明清，行之千年而不改。及清末春、秋两闱，竟废誊录而不用，不知此为防弊之唯一良法。幸科举废耳，设沿袭至今，其弊不可胜言矣。”[66]意谓废誊录的科举，其弊将不可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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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张之洞以誊录有弊，欲废去防弊的制度而依靠人的道德品格以防弊，不知情面天下，非制度更将百弊丛生。政务处之所以勉强议准废誊录，很大程度上因其否决了刘、张的分场去取主张，故以此“补偿”刘、张。行之数百年的誊录制度竟成了权谋妥协的牺牲品。此举不仅造成严重恶果，而竟难以迅速扭转。可以说，废誊录无疑是科举改制中“始谋不臧”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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