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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司“但取小楷工者，列之中额”，未免过火，但其着重批评的取士之法的矛盾性，无疑是制度设计者无法自解的，亦即一方面求实学，拒楷法，另一方面却因废誊录而导致更偏重楷法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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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吊诡的是，废誊录的流弊反而成为趋新者倡废科举的理据。主废科举的夏曾佑就说，废八股后衡文无上下可守之标准，“誊录既废，楷法已占天然之胜势，若再以忌讳太多，文章竟无优劣，则一切弃取必纯以楷法决之，是乡试、会试均以朝考、殿试之法行之耳，是并求其如当初之乡、会试而不得也。呜呼！此岂议废八股时所能见及哉？”意谓废八股、废誊录后的科举，反不及先前之科举，因此更应废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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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民国，癸卯科进士、对历代社会制度风俗研究颇深的著名学者尚秉和，依然认为废誊录是科举改制的大败笔。他说：“自糊名誊录之法兴，于是主试虽门生故吏，无能为力。……自此以后，凡平民进取者，只致力于文学，不患不达。故历元明清，行之千年而不改。及清末春、秋两闱，竟废誊录而不用，不知此为防弊之唯一良法。幸科举废耳，设沿袭至今，其弊不可胜言矣。”[66]意谓废誊录的科举，其弊将不可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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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张之洞以誊录有弊，欲废去防弊的制度而依靠人的道德品格以防弊，不知情面天下，非制度更将百弊丛生。政务处之所以勉强议准废誊录，很大程度上因其否决了刘、张的分场去取主张，故以此“补偿”刘、张。行之数百年的誊录制度竟成了权谋妥协的牺牲品。此举不仅造成严重恶果，而竟难以迅速扭转。可以说，废誊录无疑是科举改制中“始谋不臧”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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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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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戊戌以来科举改章思路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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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表明，辛丑奏定新章既是张之洞、陈宝箴戊戌方案的延续，也有重要损益。不过，从戊戌到辛丑，改科举的具体方案实有好几种，甚至已经颁行。既往研究多关注于经济特科、康梁派、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改科举方案，其实，礼部拟定的几种科举详细章程，亦值得合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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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时几种科举改章方案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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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丁酉年（1897）十一月二十三日，贵州学政严修请开经济科的奏折递达御前，光绪帝当即谕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戊戌年正月初六日，总署与礼部复奏拟分特科、常科。其常科以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的“高等生监”为对象，以策问试之，初场专门题、次场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与乡、会试平行，中式者称经济科举人、贡士，与文闱举人、贡士一体复试、殿试、朝考，惟另编字号，“不责以楷书、不苛其讹脱，一以学问为高下”。[67]该复奏折由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负责，系汪大燮、沈曾植起草，并经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许应骙修改。[68]如此则经济常科重专门、时务，但八股文（四书文）仍予保留，只不过已置于最不重要的第三场。当日奉旨允行，惟其详细章程仍责成总署与礼部会同议奏。上谕还不忘勉励各生监：“当思经济一科与制艺取士并重，争自濯磨，力图上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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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常科的详细章程尚未奏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京“精心运动”，接连发动“废八股攻势”，终于促成清廷于五月初五日做出废八股、改策论的重大政治决策。[70]不过，明发上谕只立原则，“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仍需礼部妥议具奏。仅仅七日之后，御史宋伯鲁又奏请将经济岁举（常科）归并乡、会试正科，奉旨“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71]此时当局甚重策论，结果四个月前甫定的经济常科就此湮灭，各算学、艺学书院、学堂的生监与乡、会试平行考试的新途突然关闭。礼部遂于当日片咨总理衙门：经济常科章程应归入礼部议复乡、会试改试策论折内，一并议奏。故总署随后仅议复经济特科详细章程六条。[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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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奉命议复科场详细章程，无疑备受关注。康有为、徐致靖等人尤其在意，并随时准备施加影响。五月十八日，在探知礼部“草定章程，有两场之议”后，徐致靖奏上康有为代拟的折子，据此前经济常科办法而损益之，对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提出方策：（1）专门未通，而时务应晓，其中内政外交最要，故改二场时务策为首场；（2）经济常科“二场有时务策而无史学策，三场有四书文而无五经文”，均为缺憾，故请二场考试经论、史论。此事重大异常，光绪帝不便自作主张，遂将折“暂存”，并呈慈禧太后阅览。在此情况下，光绪帝愈加期待礼部复奏，故当日催令礼部于五日内将科举考试详细章程迅速具奏。[73]礼部岂敢怠慢，于二十二日奏呈详细章程十条，并请示五言八韵诗是否保留。当日奉旨：“嗣后一切考试，均着毋庸用五言八韵诗，余依议”。[74]鉴于徐致靖（康梁派）和礼部几乎同时推出的两份方案，均是在经济常科归并乡、会试正科的背景下提出的，将三者做一对比，或许饶有趣味（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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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戊戌时期几种改科举方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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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戊戌时期几种改科举方案对比-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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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可知，（1）徐致靖方案和礼部方案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首场试策题，后者首场试论题。考虑到论题全系“中学”，策题则包含“中外”，而双方均深谙荐卷、阅卷程序决定了首场具有压倒的重要性，则其不同设置自有深意在。（2）二者的另一不同在于经论、史论的命题方式和范围，前者经分五科、史分八科，令士子自择一科，后者则五经不拘何经命题，史论以《御批通鉴辑览》为断，可操作性更强。[75]（3）尽管异处不少，其相似处亦值得留意：二者的策题，均从经济常科的专门题、时务题衍化而来，也大体近似。（4）最重要的同处在于，两者均试两场，题型相似，题量亦同，与废八股前的乡、会试相较，除强调“实学”外，鲜明地体现了简化场次、减少题量的改革倾向。这与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改章思路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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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礼部详细章程刚刚奏准之后，六月初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联衔上奏的“妥议科举新章折”摆到了光绪帝面前。帝览奏大悦，不惜推翻九天前已颁行的礼部方案，明发上谕：“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分场发榜，如额取中。其未尽事宜仍责成礼部随时妥酌具奏。[76]七月初二日，礼部遵旨拟定《乡会各试详细章程》十三条，奉旨依议。[77]迨八月政变作，张、陈新章又被废弃，礼部为张、陈新章拟定的详细章程自然随之搁置，经济特科亦遭停罢，科场悉复旧制。从经济常科到礼部方案，从张、陈新章到八股旧制，短短几个月间，改科举经历了“朝令夕改”的曲折过程，为戊戌朝局的波谲云诡做了一则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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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戊戌时期几种科举改章思路做一比较，可以说，张之洞、陈宝箴方案彻底改变了科举改制的途辙：一方面，由简化场次（二场）、题量缩减（八篇）的思路，变为场次（三场）、题量（十三篇）增多的做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四书五经放在三场之末，难免导致士子荒经的结果。康梁派的方案，虽将四书五经放在第二场，但因只有两场，故亦不致如张之洞方案那么后果严重。后来，参与阅卷的癸卯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就发现四书五经置于三场最末的结果是，士子对经义题多草草了事。恽氏因而建议改为两场：“头场试史论三篇……时务策两道，不拘中西；二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二篇。阅卷者两场合校，精力既觉宽余，次场便可着重救不读经书之失。”[78]此建议意在救济士子荒经之弊，但也与场次、题量缩减的思路颇为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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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戊戌、辛丑新章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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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虽被戊戌政变打断，但因其业经颁行天下，且通过《劝学篇》的宣传流播而朝野熟知，故天然获得优先地位。加以张之洞、刘坤一在庚辛之际地位凸显，其《变法三折》又是新政改革的蓝图，故辛丑科举改章仍以张、陈戊戌方案为本。只是，该方案虽在张之洞圈子内颇有研讨，貌似斟酌至善，其实并未经过更广泛的充分讨论，而是在戊戌变法的特殊时期，由光绪皇帝直接颁行的。此举颇不寻常，与文科乡、会试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极不相称，也是非常冒险的。吴汝纶在给山西巡抚胡聘之的信中就感慨道：“小人不解朝论于武科既如此博问周咨，其文科应更郑重，何仅于仓卒之间，遽行定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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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辛丑新政之际，虽不似戊戌维新时日下诏书，但同样是变法改制的特殊时期，亦无暇从容讨论。从前文可知，此时中枢、礼部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分歧颇大，双方并未能平心静气地切实探讨，将抡才大典斟酌尽善，而是权谋相加，“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张之洞极为看重的分场去取之法并未实现，其临时提出的废誊录却作为“补偿”而得以施行，成了科举改制的一大败笔。某种程度上讲，在辛丑科举新章中，该保留的未保留，不该废除的却惨遭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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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言之，张之洞戊戌、辛丑科举方案本身就有诸多不妥之处。就戊戌方案来说，如前文所述，因有与康梁派竞争学术霸权的考量，故难免“炫博”，以中体西用为标榜，号称熔科举、经济、学堂为一炉，实则求全求难，标置太高，未必适于科举改章之初的社会实情。据张之洞的设计：“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趋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义、五经义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扺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针对考官“罕通新学”的质疑，张之洞说：“应试则难，试官则易。近年上海译编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数十种，切实者亦尚不少，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且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覆阅，尤非难事。……惟是变法之初，兼习未久，其研求时务者岂能遽造深通？是宜于甄录之时稍宽其格，以示骏骨招贤之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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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张之洞方案不切实际的“理想色彩”，吴汝纶批评道：“二场发策，若问时务，彼此抄袭，若问专门，尚无应者，且亦无此考官，知亦如前此之考算学，奉行故事而已。”[81]又说：“外国专门之学，中国尚无其人，何能以之试士！……即所云外国时务，见之各报章者，亦仅九牛之一毛，何从窥见全豹，此亦不能用以试士也。此二场之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