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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五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62页；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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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与陶制军书》（约辛丑三月），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第243～244页。信中说“闻行在已设一督催所”，按督办政务处设于三月初三日，传言当在此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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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与南皮制军书》（约辛丑三至四月），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43页。按，许全胜称刘坤一将沈稿转呈张之洞，事当在二月，故系此函于二月。然据前引刘坤一致张之洞电，寄呈沈稿当在三月中旬，所以此信必更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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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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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答傅润沅》（戊戌六月廿八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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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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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9、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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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2，《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9页b～10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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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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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辛丑三月初七日）、《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6、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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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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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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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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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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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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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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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5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4页。又，许同莘称“此折川督、鄂督、东抚皆列衔”；胡钧谓“此折川、鄂、东皆会衔”，均误。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7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83页；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202页。按，《袁世凯奏议》编者将此折系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李细珠据《光绪朝东华录》改于二月十五日。现据《袁世凯全集》和《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系于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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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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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三章 壬寅诏开进士馆：科举改制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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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制复杂而曲折。在考试新章之外，从庚子前后的整饬翰林院，到壬寅年十一月的诏开进士馆，是另一条关键的改制脉络。这一脉络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要步骤，鲜明地体现了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既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诏开进士馆不仅在枢臣中颇有争论，在包括京外官、广大士子及报刊舆论界的朝野上下，更是引发了多方面回响。毫无疑问，此举影响了大量士子的抉择，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发展和人生命运，对科举、学堂地位的此消彼长也不无推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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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以往关于改科举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庚子前后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尚注意不够；开进士馆与科举考试新章的配套关系，还有待论证阐发；开进士馆的动因、讨论决策过程及内幕，牵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其中迷雾重重，更需用切实材料加以揭示。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及其力度的整体理解，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关系问题。本章从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中枢要人的幕后推动、枢臣的争论与妥协，以及诏开进士馆的朝野反响等方面，梳理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并阐明诏开进士馆乃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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