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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5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4页。又，许同莘称“此折川督、鄂督、东抚皆列衔”；胡钧谓“此折川、鄂、东皆会衔”，均误。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7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83页；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202页。按，《袁世凯奏议》编者将此折系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李细珠据《光绪朝东华录》改于二月十五日。现据《袁世凯全集》和《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系于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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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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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三章 壬寅诏开进士馆：科举改制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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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制复杂而曲折。在考试新章之外，从庚子前后的整饬翰林院，到壬寅年十一月的诏开进士馆，是另一条关键的改制脉络。这一脉络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要步骤，鲜明地体现了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既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诏开进士馆不仅在枢臣中颇有争论，在包括京外官、广大士子及报刊舆论界的朝野上下，更是引发了多方面回响。毫无疑问，此举影响了大量士子的抉择，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发展和人生命运，对科举、学堂地位的此消彼长也不无推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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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以往关于改科举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庚子前后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尚注意不够；开进士馆与科举考试新章的配套关系，还有待论证阐发；开进士馆的动因、讨论决策过程及内幕，牵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其中迷雾重重，更需用切实材料加以揭示。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及其力度的整体理解，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关系问题。本章从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中枢要人的幕后推动、枢臣的争论与妥协，以及诏开进士馆的朝野反响等方面，梳理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并阐明诏开进士馆乃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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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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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重科名，又以入翰林为尤荣。进士朝考、馆选等制度的推行，使翰林院成为科举制的自然延伸，玉堂人物成为科举出身之最上一层。科举考试的考官——会试总裁、同考官，乡试主考，各省学政——绝大多数又为翰苑人员。因此，科举制与翰林院的关系至为密切，[1]翰林院的整改与科举改制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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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世变日亟，科举诟病渐多，翰林自不能幸免。尽管同治中兴手定大难的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皆翰林，然形势比人强，改科举逐渐从“坐言”走向“起行”。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接受张之洞、陈宝箴奏请，更定科举考试新章。当年七月初三日，又颁下废朝考之谕。进士朝考“专为选庶吉士而设”，[2]由翰林院主持，[3]今一朝停罢，表明朝廷开始对翰林院下手了。七月十四日，往日与翰林院同居清要、供词林迁转的詹事府遭到裁撤。词臣的升转之途大受限制，翰林院的地位遭到削弱。惟政变旋作，悉复旧制。但翰林院显然已受到严重质疑，它的整改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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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再度变法，首先就是整顿翰林院。当改科举、兴学堂尚在酝酿之时，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奏请整顿翰林院。他建议“庶常入馆，即宜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政治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世之务者，皆令肄业。洋务以历年条约、万国公法为先，旁及语言文字，一切格致之学，皆当通晓。散馆时即以所学命题”。至于考评的方式，则庶吉士不仅授职前有月课，即使“授职以后，仍随时札记所学”，由掌院学士等分别优劣，或“进呈御览，以示鼓励”，或“分别纠劾、以杜横议之渐”。孙家鼐认为“如此则今日所学，即他日所用”，可祛学非所用之弊，“非但有益于人材，亦且有裨于政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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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廷针对奏片明发上谕，慨言“兹当变通政治之初”，作为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允宜首先整顿”，遂令编修、检讨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而“条约、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则“听其分门肄业”。并令“掌院学士酌定课程，每月呈送札记”，据优劣而定奖惩。更重要的是，与翰林密切相关的“散馆、大考、考差，均应一律变通”，上谕令掌院学士就此“妥拟章程，咨送政务处王大臣覆核，请旨办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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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讨论的是，虽然上谕由奏片而来毫无疑问，但二者实质差异甚大。据孙家鼐的建议，庶吉士肄业及考试内容将大为改变，庶常馆制度定需调整。与此对应，上谕的规定颇为微妙，一方面，由于庶常馆之制牵涉太多，在无替代机制出现以前，绝非旦夕可改，故绝口不提庶吉士应做何功课。另一方面，既明言翰林院应首先整顿，则不得不有所表示，故令业已散馆的“编、检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需要强调的是，孙家鼐变通庶常肄业的主张既未被采纳，庶吉士做何功课又未予规定，而散馆却要求变通，[6]则庶常馆势必改制。这就为开进士馆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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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翰林院衙署为庚子兵燹所毁，此时汉掌院学士孙家鼐在西安行在，满掌院学士崑冈为留京办事大臣，翰苑人员或留京，或在行在，或散处各地。因此，且不论整顿办法何如，此时实无从整顿，因而迟迟不见掌院学士酌定的具体办法。不过，整顿翰林院的讨论在高层中继续发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张百熙奏称：欲救翰林取非所用、用非所取之弊，“莫如使取与用出于一”，亦即“莫如使今日已取之士尽习有用之学”。故奏请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令学士以下分研经世实学。[7]这就提出了科举已取之士再学习问题。其实，欲取与用出于一，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变取士之法，直接用所谓经世之学来取士。该思路即体现为科举考试新章。因此，奉行科举考试新章与令新进士入大学堂，确为实现人才取、用合一目标的配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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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宫銮驾抵京，次日即传“翰詹读、讲以下俸深编、检二十员”预备明日召见。[8]召见翌日，即十二月初一日，再度发布整顿翰林院上谕：“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平日并无公事，从容清暇，正宜博通经济，期为有用之才，以备国家任使。着掌院学士将该衙门人员督饬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均应切实讲求，务令体用兼赅，通知时事，而无习气。限五个月后甄别一次，由该掌院学士严行考核，分别优劣，据实奏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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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月十九日上谕相较，虽未再提翰林专工诗赋、小楷，空疏无实，语气看似稍缓，实则“平日并无公事”云云，足令翰林气短。参加了召见的叶昌炽在日记中大发牢骚：“不佞在史馆四五年，簿书鞅掌，何异司员，而曰并无公事，闻命饮冰。代言者皆非个中人，即枢臣亦不以词曹进，惟子玖官翰院三十年，轺车遍于四方，偶一入都，席不暇暖，未尝一日当馆差，宜其全不知甘苦也。”“代言者”似指拟旨的军机章京，无一翰苑人员，而当时枢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四位，惟瞿翰林留馆，但似未当馆差，故叶昌炽谓其全不知翰林甘苦。叶还将严旨归罪于召见的翰詹人员“大半皆腐头巾”，尤其是支恒荣、朱延熙召对不称旨。[10]其实，整改翰林院早有成议，其主张者正是翰林出身的孙家鼐、张百熙、瞿鸿禨等人。孙、张之奏已如前述，瞿鸿禨的亲家余肇康则称瞿入枢后“首请废八股文，大小试均试策论……整饬翰林院，课编、检以上官以政治之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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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上谕一经发布，即获得了一些报刊舆论的积极回应。《中外日报》称，士人以科举为正途，又以翰林为华选，故翰林风气，为天下士子所效。谕旨责令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则翰林自不能不从事于此。翰林中“多一谙晓时事之人，即少一故见自封之人，施诸政事，收效实大。且风声既树，而向往日众”，实足开风气、兴实学。[12]《苏报》评论认为，掌院学士果能认真督核，使翰林“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各有专长”，则其中将有如张九龄、陆贽等杰出人才涌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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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就在该上谕颁布当天，朝廷又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重建京师大学堂。这正说明改科举与兴学堂同时进行，亦预示着翰林院与大学堂纠葛难免。一个多月后的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落实翰林院整改，命詹事府归并于翰林院。同日，掌院学士崑冈、孙家鼐奏请督饬翰林院人员用功办法一折，奉旨依议。[14]该办法分为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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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定课程。以古今政治、中西艺学为纲，“督饬各员分门认习”。各员按期入署登记阅读情况，提交读书札记，供掌院学士查考。（2）酌派人员。因“教习庶常馆向有提调、收掌等员司理其事，兹编、检以上人员用功，体制不同，事应比照”，故派侍读、侍讲学士为提调，以办事翰林官为收掌。当时翰林“在京者有六七十员，除现充南书房、政务处、本衙门办事官、国史馆提调各要差诸员”，“其余读、讲、修撰、编、检俱一体按日交课”。（3）调取书籍。咨行各省官书局调书，并在上海等处择要采购西学书。（4）筹建堂舍。“此次督饬各员用功，即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诚以筮仕人员素有中学根柢，教已成之才，较诸教未成之才，其收效尤速，致用益宏。”然而平日接见署员，每日不过十员，尚易位置，今到署各员人数众多，所以“应设讲习堂一区”，为掌院等接见之所，“分设两斋，为各员修业之地”，其藏书处、收掌所亦必不可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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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比照庶常馆，另设提调、收掌，且按日交课的为“讲、读、修撰、编、检”，则说明庶吉士不在此列，他们理论上还在庶常馆肄业。同时，此举的思路亦被点破，即仿前此（1898～1899年）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教科举已成人才，期收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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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清暇的翰林院经此整改，那些在政务处、南书房等处没有要差的编、检以上人员，须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那么，“入官之始”更应“加意陶成”，[16]但事实上却“闲旷三年”[17]的庶吉士群体，当如何加以督课？同时，“嘉道以后，庶吉士在馆肄业之制渐见废弛，同光时得馆选者，照例到馆应三五课，即告假回籍，俟散馆之年，始销假还京，大、小教习漫不过问”。[18]那么，同光以来业已徒存虚名的庶吉士肄业之制，又当如何整改？而且，“庚子年后，教习庶常馆划在扩充各国使馆界内，该馆已无地基”，[19]明年新科庶吉士又当如何安顿呢？壬寅年十一月初二日诏开进士馆之举，给出了明确回答。此举令新进士中授京职者入馆肄业，“讲求实用之学，延请中外专门教习按堂授课”，癸卯、甲辰两科“一甲修撰、编修及庶吉士”，例须住馆学习，“以代替从前之庶常馆”，毕业考验授职，“类于旧制之散馆”。[20]此举使业已奉行考试新章的科举再度经历重大改制。其之所以能够定议，又与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及改科举的进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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