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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789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76]
1703085790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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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792 有清一代重科名,又以入翰林为尤荣。进士朝考、馆选等制度的推行,使翰林院成为科举制的自然延伸,玉堂人物成为科举出身之最上一层。科举考试的考官——会试总裁、同考官,乡试主考,各省学政——绝大多数又为翰苑人员。因此,科举制与翰林院的关系至为密切,[1]翰林院的整改与科举改制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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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794 清季世变日亟,科举诟病渐多,翰林自不能幸免。尽管同治中兴手定大难的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皆翰林,然形势比人强,改科举逐渐从“坐言”走向“起行”。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接受张之洞、陈宝箴奏请,更定科举考试新章。当年七月初三日,又颁下废朝考之谕。进士朝考“专为选庶吉士而设”,[2]由翰林院主持,[3]今一朝停罢,表明朝廷开始对翰林院下手了。七月十四日,往日与翰林院同居清要、供词林迁转的詹事府遭到裁撤。词臣的升转之途大受限制,翰林院的地位遭到削弱。惟政变旋作,悉复旧制。但翰林院显然已受到严重质疑,它的整改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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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796 庚子事变后再度变法,首先就是整顿翰林院。当改科举、兴学堂尚在酝酿之时,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奏请整顿翰林院。他建议“庶常入馆,即宜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政治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世之务者,皆令肄业。洋务以历年条约、万国公法为先,旁及语言文字,一切格致之学,皆当通晓。散馆时即以所学命题”。至于考评的方式,则庶吉士不仅授职前有月课,即使“授职以后,仍随时札记所学”,由掌院学士等分别优劣,或“进呈御览,以示鼓励”,或“分别纠劾、以杜横议之渐”。孙家鼐认为“如此则今日所学,即他日所用”,可祛学非所用之弊,“非但有益于人材,亦且有裨于政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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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798 次日,清廷针对奏片明发上谕,慨言“兹当变通政治之初”,作为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允宜首先整顿”,遂令编修、检讨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而“条约、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则“听其分门肄业”。并令“掌院学士酌定课程,每月呈送札记”,据优劣而定奖惩。更重要的是,与翰林密切相关的“散馆、大考、考差,均应一律变通”,上谕令掌院学士就此“妥拟章程,咨送政务处王大臣覆核,请旨办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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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00 值得讨论的是,虽然上谕由奏片而来毫无疑问,但二者实质差异甚大。据孙家鼐的建议,庶吉士肄业及考试内容将大为改变,庶常馆制度定需调整。与此对应,上谕的规定颇为微妙,一方面,由于庶常馆之制牵涉太多,在无替代机制出现以前,绝非旦夕可改,故绝口不提庶吉士应做何功课。另一方面,既明言翰林院应首先整顿,则不得不有所表示,故令业已散馆的“编、检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需要强调的是,孙家鼐变通庶常肄业的主张既未被采纳,庶吉士做何功课又未予规定,而散馆却要求变通,[6]则庶常馆势必改制。这就为开进士馆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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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02 然而,翰林院衙署为庚子兵燹所毁,此时汉掌院学士孙家鼐在西安行在,满掌院学士崑冈为留京办事大臣,翰苑人员或留京,或在行在,或散处各地。因此,且不论整顿办法何如,此时实无从整顿,因而迟迟不见掌院学士酌定的具体办法。不过,整顿翰林院的讨论在高层中继续发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张百熙奏称:欲救翰林取非所用、用非所取之弊,“莫如使取与用出于一”,亦即“莫如使今日已取之士尽习有用之学”。故奏请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令学士以下分研经世实学。[7]这就提出了科举已取之士再学习问题。其实,欲取与用出于一,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变取士之法,直接用所谓经世之学来取士。该思路即体现为科举考试新章。因此,奉行科举考试新章与令新进士入大学堂,确为实现人才取、用合一目标的配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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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04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宫銮驾抵京,次日即传“翰詹读、讲以下俸深编、检二十员”预备明日召见。[8]召见翌日,即十二月初一日,再度发布整顿翰林院上谕:“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平日并无公事,从容清暇,正宜博通经济,期为有用之才,以备国家任使。着掌院学士将该衙门人员督饬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均应切实讲求,务令体用兼赅,通知时事,而无习气。限五个月后甄别一次,由该掌院学士严行考核,分别优劣,据实奏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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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06 与四月十九日上谕相较,虽未再提翰林专工诗赋、小楷,空疏无实,语气看似稍缓,实则“平日并无公事”云云,足令翰林气短。参加了召见的叶昌炽在日记中大发牢骚:“不佞在史馆四五年,簿书鞅掌,何异司员,而曰并无公事,闻命饮冰。代言者皆非个中人,即枢臣亦不以词曹进,惟子玖官翰院三十年,轺车遍于四方,偶一入都,席不暇暖,未尝一日当馆差,宜其全不知甘苦也。”“代言者”似指拟旨的军机章京,无一翰苑人员,而当时枢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四位,惟瞿翰林留馆,但似未当馆差,故叶昌炽谓其全不知翰林甘苦。叶还将严旨归罪于召见的翰詹人员“大半皆腐头巾”,尤其是支恒荣、朱延熙召对不称旨。[10]其实,整改翰林院早有成议,其主张者正是翰林出身的孙家鼐、张百熙、瞿鸿禨等人。孙、张之奏已如前述,瞿鸿禨的亲家余肇康则称瞿入枢后“首请废八股文,大小试均试策论……整饬翰林院,课编、检以上官以政治之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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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08 该上谕一经发布,即获得了一些报刊舆论的积极回应。《中外日报》称,士人以科举为正途,又以翰林为华选,故翰林风气,为天下士子所效。谕旨责令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则翰林自不能不从事于此。翰林中“多一谙晓时事之人,即少一故见自封之人,施诸政事,收效实大。且风声既树,而向往日众”,实足开风气、兴实学。[12]《苏报》评论认为,掌院学士果能认真督核,使翰林“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各有专长”,则其中将有如张九龄、陆贽等杰出人才涌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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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10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该上谕颁布当天,朝廷又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重建京师大学堂。这正说明改科举与兴学堂同时进行,亦预示着翰林院与大学堂纠葛难免。一个多月后的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落实翰林院整改,命詹事府归并于翰林院。同日,掌院学士崑冈、孙家鼐奏请督饬翰林院人员用功办法一折,奉旨依议。[14]该办法分为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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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12 (1)严定课程。以古今政治、中西艺学为纲,“督饬各员分门认习”。各员按期入署登记阅读情况,提交读书札记,供掌院学士查考。(2)酌派人员。因“教习庶常馆向有提调、收掌等员司理其事,兹编、检以上人员用功,体制不同,事应比照”,故派侍读、侍讲学士为提调,以办事翰林官为收掌。当时翰林“在京者有六七十员,除现充南书房、政务处、本衙门办事官、国史馆提调各要差诸员”,“其余读、讲、修撰、编、检俱一体按日交课”。(3)调取书籍。咨行各省官书局调书,并在上海等处择要采购西学书。(4)筹建堂舍。“此次督饬各员用功,即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诚以筮仕人员素有中学根柢,教已成之才,较诸教未成之才,其收效尤速,致用益宏。”然而平日接见署员,每日不过十员,尚易位置,今到署各员人数众多,所以“应设讲习堂一区”,为掌院等接见之所,“分设两斋,为各员修业之地”,其藏书处、收掌所亦必不可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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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14 需要强调的是,比照庶常馆,另设提调、收掌,且按日交课的为“讲、读、修撰、编、检”,则说明庶吉士不在此列,他们理论上还在庶常馆肄业。同时,此举的思路亦被点破,即仿前此(1898~1899年)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教科举已成人才,期收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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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16 从容清暇的翰林院经此整改,那些在政务处、南书房等处没有要差的编、检以上人员,须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那么,“入官之始”更应“加意陶成”,[16]但事实上却“闲旷三年”[17]的庶吉士群体,当如何加以督课?同时,“嘉道以后,庶吉士在馆肄业之制渐见废弛,同光时得馆选者,照例到馆应三五课,即告假回籍,俟散馆之年,始销假还京,大、小教习漫不过问”。[18]那么,同光以来业已徒存虚名的庶吉士肄业之制,又当如何整改?而且,“庚子年后,教习庶常馆划在扩充各国使馆界内,该馆已无地基”,[19]明年新科庶吉士又当如何安顿呢?壬寅年十一月初二日诏开进士馆之举,给出了明确回答。此举令新进士中授京职者入馆肄业,“讲求实用之学,延请中外专门教习按堂授课”,癸卯、甲辰两科“一甲修撰、编修及庶吉士”,例须住馆学习,“以代替从前之庶常馆”,毕业考验授职,“类于旧制之散馆”。[20]此举使业已奉行考试新章的科举再度经历重大改制。其之所以能够定议,又与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及改科举的进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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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2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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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24 就在翰林院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督饬编修、检讨以上官肄习政艺之学,教科举已成之才,期收速效之际,朝野上下不断传出设立京师仕学院,造就已成人才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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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26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苏报》称:“顾未成之人才,固宜教以有用之学,而已成之人才,尤宜化其无用之学。”针对五日前整顿翰林院的上谕,作者认为“从容清暇,平日并无公事者”尚多,故议设京师及各省仕学院。京师仕学院分吏、户、礼、兵、刑、工、外务、警察八科,无论翰詹科道、六部额外司员,俱准入院肄业,毕业考列优等,给予执照,尽先补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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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28 如果说报刊议论较为随意,未可太过当真,那么当时最具影响的直、江、鄂三督联衔请设京师仕学院一事,就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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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30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直督袁世凯向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发电,提出了借才异国问题。张之洞复电认为,政务处延聘外国顾问官,恐“必有干预,将来挥之不去”,但考虑到变新法则必须访西人,故提出“莫若京城设一仕学院”。袁世凯、刘坤一复电赞成,并提议请张百熙兼管仕学院。张之洞认为“甚妥”,请袁主稿,会江、鄂衔上奏。[22]其大意为:“诚欲取济一时之急,莫若造就已成之材。”拟请在京师设仕学院,饬管学大臣张百熙妥订章程,先行开办,令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各司员及四品以下京堂、翰詹、科道、部曹,与在京外官,均得身入其中。附立讲论会,访求外国通儒为讲友。各署遇有改革政令,或须采用西法者,均可派司员赴仕学院讨论。不过,折上即留中。[23]张之洞得知后,又复电刘、袁,就刘所言“洋员宜慎重”问题,请其详筹妥拟“慎选防维之法”,再电荣禄,以免“内意疑惑”,以期获得俞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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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32 然而,看来此举实在走得太远,无法获准。即使获准,由于既有客卿问题,又牵涉众多京衙京官,实也操作匪易。请张百熙主持,恐怕他也难以接受。张百熙此时正忙着筹划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单是辞退丁韪良等西洋教习就够他忙活了。[25]更重要的是,张氏另有教已成之才的方案,即开设速成科仕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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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34 张百熙受命管学大臣后,鉴于各省学堂尚少,一时并无应升大学的学生,故奏请先立一高等学校,为大学之预备科。又因“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欲收急效而少弃材”,故又请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26]待到操办起来,再变为“将速成一科先行开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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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36 就仕学馆来说,招生对象为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考试分初试、复试,均有淘汰。初试分两场,头场试史论、政治策、算学策、英文论各一篇,二场试舆地策、交涉策、物理策各一篇。外国文论未习过者可不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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