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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正月，直督袁世凯向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发电，提出了借才异国问题。张之洞复电认为，政务处延聘外国顾问官，恐“必有干预，将来挥之不去”，但考虑到变新法则必须访西人，故提出“莫若京城设一仕学院”。袁世凯、刘坤一复电赞成，并提议请张百熙兼管仕学院。张之洞认为“甚妥”，请袁主稿，会江、鄂衔上奏。[22]其大意为：“诚欲取济一时之急，莫若造就已成之材。”拟请在京师设仕学院，饬管学大臣张百熙妥订章程，先行开办，令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各司员及四品以下京堂、翰詹、科道、部曹，与在京外官，均得身入其中。附立讲论会，访求外国通儒为讲友。各署遇有改革政令，或须采用西法者，均可派司员赴仕学院讨论。不过，折上即留中。[23]张之洞得知后，又复电刘、袁，就刘所言“洋员宜慎重”问题，请其详筹妥拟“慎选防维之法”，再电荣禄，以免“内意疑惑”，以期获得俞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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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来此举实在走得太远，无法获准。即使获准，由于既有客卿问题，又牵涉众多京衙京官，实也操作匪易。请张百熙主持，恐怕他也难以接受。张百熙此时正忙着筹划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单是辞退丁韪良等西洋教习就够他忙活了。[25]更重要的是，张氏另有教已成之才的方案，即开设速成科仕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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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受命管学大臣后，鉴于各省学堂尚少，一时并无应升大学的学生，故奏请先立一高等学校，为大学之预备科。又因“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欲收急效而少弃材”，故又请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26]待到操办起来，再变为“将速成一科先行开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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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仕学馆来说，招生对象为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考试分初试、复试，均有淘汰。初试分两场，头场试史论、政治策、算学策、英文论各一篇，二场试舆地策、交涉策、物理策各一篇。外国文论未习过者可不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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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十五两日，分别举行头、二场考试，仕学馆投考165人，挑取范熙壬等33人，再经二十二日复试，正取范熙壬、达寿、叶恭绰、朱献文等20人，备取袁励贤等6人。[29]鉴于学生尚未足额，且前次考试正值乡试甫竣，未及赶到之人甚多，张百熙又发布《续行招考告示》，定于十月十七、十九两日初试，特别指出前次考而未录者，概不再行收考。[30]这次投考120人，初取胡子明、余棨昌、靳志等33人。[31]经二十八日复试，合第一次取中学生，“大约仕学馆可满四十名”。[32]此时教习已聘就，校舍已修葺，大学堂只等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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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试科目、场次、录取比例来看，想要入彀，颇不容易。因此，第一次招考录取后，即传闻有人条陈“大学堂考试过为严苛，取数亦甚寥寥”，故“请嗣后凡进士正途出身人员”，只要愿入仕学馆，但由其衙门咨送收录，毋庸考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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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的共识渐多，大学堂仕学馆开学可期之际，清廷中枢高层也在酝酿着继续用速成教育之法，从整饬翰林院的脉络推进科举改制，故欲令新科进士中的翰林、主事、中书在大学堂肄业三年，再出服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正体现了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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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才为当今急务，迭经明降谕旨，创办学堂，变通科举。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著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其未留馆职之以主事分部，并知县铨选者，仍照向章办理；如有因事告假及学未卒业者，留俟下届考试。分部司员及内阁中书，亦必领有卒业文凭，始准其奏留，归本衙门补用；如因事告假及学未及格，必须俟补足年限课程，始准作为学习期满。……所有一切课程，著责成张百熙悉心核议具奏，随时认真经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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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此举革新了庶吉士肄业之制，延续了前此整饬翰林院人员用功政治时务的思路，而且一并回应了部属、中书“新学”培训问题。不过，若非仕学馆筹备就绪，即使有令新进士接受学堂教育的想法，苦于无处就学，想法也很难成议。当时了解内情之人，即谓新进士入学为“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35]可见，正是由于仕学馆已办理就绪，同为速成教育的进士入学，即诏开进士馆，才有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条件。只不过后来大学堂当局决定在太仆寺街为进士新造馆舍，而将仕学馆归并其中，两馆教习相同，课程近似，惟分班授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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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讨论的是，尽管令新进士学习政治时务后再出服官的想法并不新颖，但想法归想法，要形成决策，付诸实践，则离不开当政者的主持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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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月初九日，来京参加拔贡朝考的湖北士子甘鹏云在日记中从容发论：“进士初释褐，须学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应在“京师创设仕学院，俾部属、词林皆得入院，稽诹政治，练习时务”。[36]甘氏的想法与进士馆立意颇似。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七年应诏陈言中亦谓：“人材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故有设京师课官院之请。[37]可见前引袁、刘、张三督请设京师仕学院的主张其来有自。无独有偶，严复在光绪二十八年三四月间论教育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欲考求西国新学之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此亦国家所亟宜设法裁成，收为时用者也”。严复对此极为看好：“此等多聪明强识、知类旁通之材”，只要方法得当，待遇优厚，“其成殆可操券”。[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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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想法尚多。不过，从切实材料看，光绪二十八年秋冬，瞿鸿禨、荣庆是朝中促成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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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庆日记》是年九月二十五日记道：“同徐、铁诣瞿前辈处面酌奏稿，并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颇蒙赞赏。”徐、铁即徐世昌、铁良，二人时任政务处总办，荣庆任政务处提调，瞿前辈即瞿鸿禨。那么，荣庆所“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究为何物？他十一月初二日日记给出了线索：“早至政务公所……科举并入学堂旨下，申归。”[39]当天的明发上谕，正是前引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之诏，即荣庆所谓的科举并入学堂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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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荣庆所陈办法与上谕的规定容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荣庆的提议及办法与开进士馆有直接关系。癸卯庶吉士、进士馆学员郭则沄直言“进士馆之议发自蒙古荣文恪”。[40]其实，荣庆在上年应诏陈言，论及人才学校时，本有“重仕学”一条，谓“今日培植后进，原收异日人才，惟任时局之艰危，则以当今百寮庶司得人为亟”。[41]他的办法，就是要用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使科举已取之士接受学堂再教育，期速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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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表明，荣庆所陈办法颇蒙瞿鸿禨赞赏。有意思的是，下文将看到，瞿鸿禨正是进士馆之议的实际主持者，这也间接证明荣庆确与开进士馆颇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进士馆之议发自荣庆，那么，时任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慈眷甚隆的瞿鸿禨则是此议的强力推手，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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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显示，在荣庆向瞿鸿禨陈说办法之后，政务处很快便开始讨论该议题。十月末，张缉光致汪康年密函透露出重要讯息：“第一号信……所言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一节，王相执意派掌院入学堂，鹿公和之。经师座造膝密陈，谓掌院入学堂，必致事事掣肘，慈意谓然。闻其折不日即上，或可免掌院一节，而师属万勿宣传。”[42]张缉光系瞿鸿禨善化同乡，师事鸿禨，又任瞿氏儿辈老师，[43]他与朱启钤（瞿为朱的姨丈）同受汪康年之托，替汪的《中外日报》密探消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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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王文韶（王相）、鹿传霖（鹿公）并未直接反对进士馆之议，但王却执意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鹿附和，瞿虽不以为然，但显然没能在讨论中说服王、鹿。于是瞿在独对中密陈利害，获得了慈禧的支持。“其折”即指政务处议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折，在随手登记档中的事由为“变通新进士章程等由”，于十一月初二日递上，当天便明发上谕，事由亦同，[45]说明上谕即据该折而拟。该密信证实了瞿鸿禨为此事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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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此次极为保密，故报刊报道绝大多数是在上谕发布后才做出的。有关上谕动因的消息有同有异，以时间为序稍做考察，有助于坐实瞿鸿禨的推手角色，并可澄清讹闻，检视报道的趋向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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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汪康年因有张缉光、朱启钤做线人，消息直接来自瞿鸿禨，故汪氏远在沪上的《中外日报》反而较早地获知确情。还在上谕发布的前一天，该报就率先曝光了此事：“闻政府近又奏请，于明年为始，朝考后，凡三鼎甲及庶常、主事、中书等员，皆须入京师大学堂所附设之仕学馆肄业。其以知县用者，即在各省仕学馆肄业，均以三年为限，俾士人咸知讲求新学。”[46]观十一月初二日上谕，便知该报道多么准确。有意思的是，《中外日报》虽然预知内情，但仅在十一月初二日的论说末尾附带论及。[47]此时外界尚未看到上谕，汪康年如此小心翼翼，很可能与瞿鸿禨“万勿宣传”的口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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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处沪上的《新闻报》于十一月初四日则据“京函”称：“上月下旬有某侍御专折条陈，请将明年新科进士及前科未殿试之进士，自此科为始，均须发入大学堂肄业”，政府颇以为然，故明降上谕。[48]该日《新闻报》、《申报》均就上谕发表了专论。[49]远在日本的《新民丛报》于十一天后，也报道了此事，与《新闻报》内容相近。[50]遗憾的是，资料中尚未发现相关御史条陈的线索。不过，即便有类似的条陈，如无中枢大员力挺，也很难过政务处议复这一关。故《选报》谓进士入学之谕，“虽系某御史具奏，亦瞿尚书赞成之力为多”，[51]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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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天津，一向消息灵通的《大公报》，此次却落了后手，直到十一月初九日才发出声音：“某大臣于召见时面奏，历陈本年科举之有名无实，不如竟废科举，专由学堂取才。皇上颇为所动，闻虽有竟废科举之意，因皇太后七旬万寿在迩，姑俟恩科举行后，即永远停止。”故次日即下新进士入学之旨。[52]报道注意到此举与废科举、兴学堂的联系，甚是，惟谓某大臣一经面奏，次日即下旨，显然不了解内情。四天后，该报终于探到了“确实消息”：初二日所降进士入学之旨，“闻出自瞿大军机之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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