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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2 瞿鸿禨一向缜密,张缉光因以外间已知瞿主持此事,得失不免集于一身,力劝瞿坚持前议,否则宁愿放弃改革,所谓“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瞿接信后,当有造膝密陈之举,力持掌院不可入学堂,获得了慈禧首肯。张缉光获悉此情后,便于十月廿八日向汪康年通风报信,称“或可免掌院一节”。[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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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4 从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来看,丝毫不及掌院学士,而明令张百熙悉心核议,随时认真经理。看似瞿鸿禨掌院不可入学堂的主张获得了胜利。不过,仅仅两个多月后,荣庆就于癸卯(1903)正月出任另一管学大臣。不久,荣禄去世,张百熙失去后盾。十一月,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添派掌院学士孙家鼐为学务大臣,与张、荣鼎足为三而以孙为首。荣庆也在进士馆开馆之前署理满掌院学士,[69]则实际上掌院还是入了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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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6 至于教习问题,采取了类似搁置争议的办法。政务处上变通新进士章程折的同时,还附有一片:“简派大教习由”。[70]大教习即教习庶吉士,乾隆以后例由翰林出身之满、汉大员中各简一人。[71]请简大教习,即是延续教习庶常馆之遗意。不过,上谕对该片未予理睬,而且对争论不休的教习由何人担任的问题,也避而不谈。但是,派资深翰林出任进士馆教习的传言却时有所闻。[72]从日后实情看:进士馆监督、学务提调最初派翰林前辈,而实际授课者则主要为日本教习及留学生教习。[73]看来各方在此处亦达成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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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8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瞿鸿禨与王文韶在此事上意见参差,但并不意味着瞿、王有多么对立。在“人人欲避顽固之名”[74]的时代,王文韶坚持保全科举的政见,“不恤大被顽固之谤”,[75]实“固有深见”,也不愧大臣之风。[76]此外,翰林院、大学堂均为开进士馆的利益攸关方,故有必要考察孙家鼐与张百熙的态度。如前所述,孙家鼐于辛丑四月主张庶吉士入馆之初,即宜课以实学,当癸卯年制定《进士馆章程》时,又建议前一两科进士有愿入进士馆者,亦准一体就学,[77]似知孙对开进士馆基本持欢迎态度。不过,张百熙的情况稍显复杂。一方面,从他奏请翰林用功政艺之学及开办仕学馆来看,开进士馆与他的政见相近;更重要的是,张百熙与瞿鸿禨此时关系密切,二人经营学务“苦心热血”,[78]前引张缉光的密信,也说明瞿鸿禨推动此举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而百熙并不反对。然而另一方面,进士入学的特旨颁布后,事实上给张百熙带来了不少麻烦:筹备开馆固然不易,更为严重的是,此举牵扯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直接关系新进士的出路,这就使得本已颇受非议的大学堂,又多了一些或明或暗的反对声音。[79]因而颇有张百熙“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的传闻,[80]屡有张不以此举为然的声音。[81]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常正面报道张百熙的《中外日报》在放烟幕弹,试图为张“澄清”,以减少科举新贵对张本人的非议。[82]但是,也很有可能,这些报道恰好表达了张百熙开始筹办进士馆后,面对种种为难之处的真实想法。要知道,此时亲自办学的张百熙在废科举一事上,态度逐渐激进起来,开进士馆这种调和之法,对他来说,已不够惬心。不过,考虑到进士入学实系瞿鸿禨、荣庆在暗中推动,荣庆不久又被派为管学大臣,则张百熙即使不以此举为然,此议也很难逆转。有意思的是,甲辰(1904)四月进士馆开馆前,张百熙已于二月奉命担任甲辰恩科会试副总裁,赴汴衡文。因此,开馆前后,大学堂事务是由孙家鼐、荣庆负责的。孙、张、荣三位学务大臣的复杂关系,也可从此类事件上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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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40 因为诏开进士馆是中央高层科举改制的关键步骤,既牵扯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重重纠葛,又涉理念之争,更及用人问题,颇有“新旧”相斗的意涵,所以在枢臣中引发了激烈争论。有意思的是,下节将看到,诏开进士馆上谕一经发布,即激起了一场“科举与学堂之辩”的广泛舆论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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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45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79]
1703085946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诏开进士馆的舆论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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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48 前文曾说,中枢高层此次酝酿诏开进士馆颇为保密,所以在颁发诏书之前,仅《中外日报》因有瞿鸿禨方面的内线,才做了有限报道。不过,壬寅年十一月初二日新进士入学上谕颁布之后,《申报》、《新闻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京津时报》)、《大公报》、《同文沪报》等南北大报,论说纷纭。此事顿成舆论热点。虽然观点有别,风格多样,但诸论说无不围绕科举与学堂这一时代问题发论。只是,与废八股、改策论迎来报刊舆论一片叫好之声不同,仅仅一年之后,清廷继续推进科举改制,却引起了响亮的质疑之声,甚至借批评此举而直呼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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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50 瞿鸿禨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虽然理解“政府诸公”的苦心,肯定此举“盖亦阴为挽回之计”,然对它的前景却不看好,理由是“士子得第后,方志得意满,必不能降心抑志,以俯听教习之讲授”。[83]重在担心新进士不肯重做学生,虚心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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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52 《申报》社论认为,此举“不过因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故为此‘急则治标’之计耳”,固胜于庶常馆肄业之有名无实,但仍不足以得真才实学。理由是“三年中为时有限,而大学堂之课则甚繁,无论年届二三十岁之人欲其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必不能造精深,即使择一专科,以冀卒业,然只此不足一千日之学问,而欲其因端竟委,探本穷源,恐千万人中亦不能选其一”。[84]其质疑主要在时间有限,课程繁重,学员年岁又大,难期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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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54 如果说《中外日报》、《申报》在批评上谕之时,尚稍稍肯定其用意,那么,英文报《京津时报》所载论说则几乎全是“炮弹”,极尽挖苦之能事。一则谓上谕近乎“正色而为戏言”,再则谓“愈读而愈觉其非”,断言此诏必不能行,倘若“遵而用之,不止于愚,其效使翰林、进士恨恶科学有余,以获其益,无是理也”。其理由有二:进士“自束发受书,中经无数之程式”,故已“心牗闭塞、灵襟魭断,决非新学所能输入灌溉”;“科学理境严恪,在在征诸事实之不可诬”,进士这班文史词章家必不能学且心生厌恶。[85]意即学文史词章出身之进士,学不了新学,尤其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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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56 《京津时报》此文,由《大公报》译载,并附一论,以驳西报议论之非。首先,认为进士等科举出身人员可以接受学堂再教育,能获新学之益。故反驳西报道:“至谓出身之人,无所可教,不宜使之更入学堂者,则又不尽尔。……此视所以教之者为何如耳。”《大公报》此论,代表了教科举已成人才的思路。其次,批评西报不解诏书之意:“诏书之所期于出身之众者,未必如西报之所期也。”盖诏书乃鉴于庚子之前“中国士夫之暗汶”,故欲令即将做官的新进士入学堂,“但使于时势稍有所明,于吾民即为幸福……初何尝期其为专门知类之士”。不过,该论虽认为新进士入大学堂能得新学之益,但也不讳言其难度。因为进士“心习既成”,欲以新知入旧脑,“教之道,必加神焉而后可”。[86]这就提出了能否教进士新学以及如何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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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58 与《申报》相似,《新闻报》论说提出具体质疑,以论证进士入学难期成效。首先,年岁精力不济。进士多三十开外,大学堂系专门学堂,“以三十、四十之人而学普通,而又居大学堂学习之名,其学力精力必不能到,徒以粉饰虚声而已”。其次,半路出家,不能卒业。“学问进境,幼年立其基,中年广其业,今进士年在四十、五十之人,令转而习西学,习西文,万万不能入彀,可以预决。将来舌强口吃,不能卒业,何以安置?”再次,抽大烟与学堂章程冲突问题。“洋烟为鸩毒之尤,断无吸烟之人而可以专于为学者。大学堂章程必有禁吸烟一条,将来进士中有吸烟者,令其入学堂则紊章,不令入学堂又违旨,何以安置?”最后,虚假卒业问题。肄业分数不能合格,“势必教习瞻徇情面,代为多填,盖学人既成进士,急于见用,岂肯终老学堂”。且舍中就西,必难专精,“则卒业一层虚文者十之五六”。所提难题,与《申报》论说相近而尤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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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60 值得称道的是,《新闻报》论说还提出了解决之道。一方面,严把入学关。学员“必遴选年在三十岁左右者,一年富力强,二不吸洋烟,方为合格,毕业之后,必量予优用。其有嗜好甚深者,不令入学堂,亦不令入翰林院,必勒令戒烟而后已,否则弃而不用”。另一方面,严把卒业关。进士入堂肄业,“亦必慎为考核”,宜预定章程,“凡成进士者不准改外官,必令卒业,领有大学堂文凭而后可,已捐京官者同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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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62 上海《同文沪报》论说亦不看好此举,理由有三。首先,新进士“方且趾高气扬,自鸣得意,以为读书十载,及今已有出身之日,则将置书高阁,而自负其才能,尚欲抑其猖狂之气,而使之俯首帖耳,勉就范围”,亦至难之事也。其次,既中进士,“则凡一切嗜好,必在所不免,断不能如为秀才时之犹能努力自爱,而屏绝外缘,孜孜以亟图上进也”。最后,自秀才而至进士与翰林,需时甚久,其人已老,“尚复欲其咿唔不绝耳从事于新学”,可行性不大。[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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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64 概言之,各论说对新进士入学之举的成效颇为悲观,其理据主要有以下几项。首先,大学堂课程繁重,而进士肄业三年,时间有限,且年岁已大,精力不济,恐无法按期正常毕业。其次,进士“半路出家”,舍旧从新,难期深造。再次,既中进士,方志得意满,不肯降心抑志,俯听教习讲授。最后,进士嗜好难免。这些问题有的后来也有人提出,在进士馆随后的筹办和运行中,多少都有所回应,可以视为舆论影响实事的例证(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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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6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上述四项外,诸论说不看好,甚至直接反对进士入学的理由还在于,他们认为,欲收学堂教育之效而得人才,则须遵学堂教育之次第,即“须从娃娃抓起”,先注重蒙、小学堂,而后自中学而大学,循序渐进。《申报》论说就认为,欲得真才实学,自非由蒙学以至小学、中学、大学“挨次递升”不可,“童而习之,久而期之,乃始可以成就学业,乃始可以融会中西”,故应先植基于蒙学。故批评当轴“徒尽心于大学堂”,中学、小学用心不够,蒙学更漠然不顾,是不合理的。[89]《同文沪报》论说以为,人才之兴,必赖于“学堂办理之得法”,由小学、中学以至省之大学而递进于京师大学堂,“有条不紊,层次井然”,久之,人才自勃然兴起。[90]《京津时报》论说尤持此论:“教育之维新”,“必自最下一层始”,各国皆然。故主张先“陶铸无数新学之塾师”,从娃娃抓起。[91]一旦视上述学堂教育之次第为正轨,则新进士直接入大学堂肄业之举,便是“先其最后”,颠倒次序,是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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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68 但是,开进士馆的用意在使新进士对于法政、交涉等实学知其大要,并不指望短短三年,就能造就西学湛深之才。进言之,从彼时实情来看,弃科举已成人才,不思裁成而用之,一心从娃娃抓起,用人方面,确有缓不济急的问题。况且接受学堂教育的少年长大后,也未必定是国家需要的应时人才。《大公报》论说即从此处入手,反驳《京津时报》的论点。[92]值得注意的是,《同文沪报》论说虽持循序渐进之策,但也注意到“缓不济急”,然其药方则是,“于各省考选学问之优长者,使之遽入大学堂肄业,以期迅能收效,而不必其定自科目中出身也”。[93]《新闻报》论说主张“于省学堂多备高材生,使之毕省学堂之业,即入大学堂肄业”,不必果为进士而后入大学堂肄业。[94]持论与《同文沪报》相通。只是,他们津津乐道的高招,京师大学堂其实已在付诸实践,速成科仕学馆和师范馆业已筹备就绪,即将正式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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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70 总之,诸论说不看好,甚至反对新进士入学的理据,有的不无道理,有的则属臆测误解。不过,反对的理由成立与否固然要紧,明确发出反对的声音则更为关键。整体趋新的报界舆论,在科举、学堂问题上成见已深,抑科举而扬学堂的倾向已相当明显,新进士入学之举,作为科举改制的又一项重大举措,正好给报界舆论一个批评的“题目”。通过评论该“题目”以贬斥科举,而为学堂张目,达致早废科举、专办学堂的目的,才是各论说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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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72 诏开进士馆,继续推进科举改制,体现着调和科举、学堂,而归重于学堂的意向。调和科举、学堂,则二者至少一定时期内必将并行,诸论说对此大为反感,亟亟论辩,断言二者势不两立,万难并行。归重学堂则科举地位相对降低,诸论说“见微知著”,或从中抉发出罢废科举的深意,或以此为话头,直呼遽停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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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74 《中外日报》论说断然道:“夫学堂之与科举,势不能两立者也。”首先,学堂课程繁,“阶级分明,非多年不能卒业”,科举文字无定,功名可侥幸得之,因此士子必不肯“舍科举之速化而就学堂之迟缓”,聪明者趋向科举,结果“学堂所取之士,或转非卓绝之流”。意谓学堂难而科举易,士子必趋易而就难。其次,举行乡、会试,已入学堂者必“分心于试事,不复能专精于所学”,不中式“固不免虚糜岁月,延误课程”,倘获隽则未必再入学堂。意谓科举存,则学堂学生大受干扰,难期大成。故主张加大科举之难度,或减额,或展限,如改三年一举为六年一举,“俾士子知科举得功名之难,等于学堂,而其得失之无定,更为学堂所未有,则或者就学堂之人多,就科举之人少,犹有真材之可造就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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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76 科举与学堂孰难孰易,实不易言,甚至都不好比较,《新闻报》论说便称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不知要历岁月几何。意谓科举非易。但这并不妨碍其得出相近的结论:“窃谓学校、科举自古无并行之法,东西各国有学校而无科举,是以其业专。中国学校之所以不兴者,皆科举相妨之故,是以其业纷。专则成,纷则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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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78 《大公报》论说更是“斩钉截铁”:“今日之科举,其势与后此之学校固不并立,科举存则学校衰,学校兴则科举废。”[97]《大公报》所载“来稿”大胆为诏书作注:“此我皇上不得已之苦衷,非欲科举、学校并行也。”意谓科举虽已改制,仍不中用,然学堂初起,亦不能得人才。皇上鉴于“科举不废,虽学堂亦难育才,不重视学堂,则科举仍难遽废”的困境,不得已而出此。[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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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80 亟亟论辩科举、学堂不能并行的同时,诸论说更进一步,又从诏书中抉发出了罢废科举的意蕴。《大公报》论说阐释道:“今日之诏书者,乃所以罢科举之先声也。昔者吾国人士,自束发受书至于成贡士,入词林,自谓流品之崇,极矣,学业之成,券矣。乃今诏书以为不然,必使之入京师之大学,必于彼卒业有据而后可以任器使。夫如是,天下将皆重学堂而轻科举,惟科举轻而后科举可以废,亦惟科举可以废而后府县中小诸学堂可以兴。此为政以渐而本末相及之致也。”[99]《新闻报》社论则说得更为显豁:“成进士而后入学堂,彼不成进士而入学堂者占便宜矣。是轻之视科举也。成进士而入学堂者,业反迟成;不成进士而入学堂者,业反早成。是科举有碍出身也。然则科举不可以不废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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