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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在开封举行会试，是出于慈禧太后对河南官员的好感、给他们的体面，恐怕要仔细分析。破天荒地在地方举行会试，对地方官来说，或许是“无上光荣”，但也是财政与精力的巨大负担。所以，这就取决于当地官员如何看待科举考试。如果在主张减废科举的刘坤一、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等人的地盘举办会试，恐怕他们就未必觉得“体面”。不过，河南当局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辛丑年九月十七日，刚刚卸任河南巡抚的于荫霖在召对时，就主动“申请”在河南举办乡、会试：“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借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慈禧说：“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话都是当办的事。”[26]这一对话值得特别注意。而且，时任河南巡抚松寿也没有表现出废科举的倾向，且系满人，对朝命更无商量余地。此后直至1905年立停科举，历任河南巡抚锡良、张人骏、陈夔龙均倾向于保全科举。此外，借闱河南或许有照顾河南、陕西士子、商民的意思，但也给河南地方带来财政压力，而地方官出的钱还是来自老百姓。其实，参加顺天乡试、会试的士子来自全国各地，放在南京亦颇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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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廷之所以决定借闱河南会试，很可能是这样考虑的：礼部与全权大臣意欲借闱南京，既便利考官，也方便大部分士子，但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同意，于是只好作罢。河南与山东相比，有地处中心、贡院闳敞的优点，且督抚唯命是从，所以被政务处选中。看来会试借闱地点的确定，有一个从南京到开封的权衡过程。可以说，河南本来是个“备胎”。故李鸿章的谈判助手张佩纶颇不满于借闱河南，他说：“顺天乡试乃借豫闱，成何气象！”[27]顺天乡试如此，礼部会试借闱河南，更成何体统。张佩纶此处有可能是对洋人不许北京举行乡、会试表达愤慨，但考虑到张氏参与了辛丑谈判，知悉顺天乡试、会试必须借闱，也了解礼部和全权大臣倾向于南京，故更可能是因为未能借闱南京，体制稍逊，所以发此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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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考试地点固然重要，但欲进一步了解两科会试的详情，还须深入考题、答卷、阅卷、取中等考试的实际运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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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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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考题与答卷再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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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科举改制的方案虽然不少，甚且明令颁行，但只有辛丑科举新章得到了实践。因此，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考题与答卷，就成为分析科举新章的落实、成效与局限的重要参考。考题不难寻觅，不过，先行研究多着意于二场策题及考生的对答，以其代表了“西学新知”。然而，如果回到考试本身，则对于考官与考生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当然，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指引“新学”时务，体现时代潮流，也在录取中起到一定作用。因经义题退居三场，故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地位急剧式微。综合分析三场考题和尽量多的考生答卷，同时利用考官日记、书信等材料追寻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可以窥测考官命题的出处、意旨和录取标准，观察考生的应对和知识结构，也可以检验科举改章的成效并反思其局限。本节先分析考题和答卷，下节将集中讨论考官校阅取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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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出处和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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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废八股之前，会试头场四书文题例由钦命。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改试论、策、经义，头场论题与二场策题由考官酌拟，三场经义题则请钦命。癸卯年三月初八日会试出题当日，即未依向例请同考官六人“写题并监刻题纸”，而是由总裁自写，在正总裁孙家鼐处“封门刻题纸”。[28]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命题“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29]孙家鼐等对此严格遵守。故同考官恽毓鼎接到题纸后，“检书查题出处”，发现五道题“皆载《御批通鉴辑览》中”，当然也“别见《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续通考》、《宋名臣言行录》”等书。[30]具体见表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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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甲辰恩科会试，虽仍由四总裁在正总裁裕德处封门监刻题纸。[32]然而，题型却有不小变化。不同于癸卯科五题均出自《御批通鉴辑览》，且皆就某一史事发问，甲辰科头场题目则流行长时段的“比较”史论（如表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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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癸卯科会试头场史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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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甲辰恩科会试头场史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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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两科题目观之，时间跨度自先秦以至宋元，内容范围涉及变法改制、练兵沿革、中央地方、封建郡县、夷夏中外、筹边方略、治国理念、儒法之争、朋党道学、铨选考绩、揽才用人等。这些均是传统中国治国理政重要甚至永恒的主题。考官以此试士，表明其意欲考验士子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经世治国”问题的阅读、思考与认识。会试头场从四书八股文和试帖诗改为经世治国主题的史论，姑不论其利弊，显然科举考试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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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比两科题目，癸卯科五题看似简略，然而题面的预设和指向却并不明显，同一题目，不同考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甚至论点相反，只要有新意、能自圆其说，都可以取中。甲辰恩科题目貌似宏大综合，需要用广博的知识和长时段的视野进行比较论述。然而题面信息呈露较多，预设与导引的痕迹甚浓，举子揣摩迎合，难免结论雷同。比如“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看似跨越千年，主题宏观而重要，虽然也不乏跳出内外轻重者，但更多士子则是指出各自得失，而结论指向内外平衡、内外相维。第二道更是引导士子论证贾谊的“五饵三表”之说是否有效。第三道“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也有结论先行、诱人“证实”之嫌。以上三道题面分别出自苏轼、汪中、王夫之的史论之中，考验士子能否在前人论说基础上推陈出新。第四道“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貌似相对“中立”，但在时事艰难、新政乏才的背景下，似也蕴含着赞同裴度做法的意味。其实，总裁张百熙正是常常在私第接见贤才的显宦。[33]第五道“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则有日俄战争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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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场史论固然在考试中占据最重要地位，但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代表“新学新知”，也值得考察分析。两科策题如表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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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两科共十道策题观之，均以教育问题打头且独占三道，而问富强之本、立国之本一条，考生也往往归结于教育。此外，外交占两道，财经、警察、农政、客卿问题各占一道，而变法改制的主题则贯穿始终。策题多须联系中国实际，所以考察的更多是中国现实问题，与其称各国政治艺学策，不如称为中外时务策更妥。联系实际的好处在于引导士子关心国事，而弊端在于比附援引，“想象”西国，难称其为学。同时，中外“比较”之下，看到的多是中国的落后和黑暗，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空谈臆想和难以推行的激进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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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癸卯、甲辰二科会试二场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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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两科比较言之，先行研究认为甲辰科命题的广度、深度、难度均胜于癸卯科，[34]确有道理。此处需特别指出的是，因为有日俄战争的现实背景，所以甲辰科三场命题均有影射，而于外交问题尤为强调。比如甲辰科头场最后一道题“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即从宋辽金元的历史切入，“借古讽今”意味甚浓。而金梁在答卷中就明言日俄战争“以中国为战场，无中立之可守”。[35]第二场第三道“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则是用近代外交史事，以为现实问题寻找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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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三场钦命的经义题也直指现实。其中第二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即暗含着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守“局外中立”的隐喻。考官与士子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钦命题实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代拟。[36]于式枚在给端方的密信中就讽刺道：“政府得局外二字，以为完全良策，得意之至。至代拟钦命四书义题，用‘不倚强矫’，以鸣得意。”[37]考生许同莘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士子们的骚动：“是题既出，议者甚众”，“盖是时日俄为东三省事开战，中国守中立之例，故发此题也”。[38]此外，“化而裁之”题讲的是变通，“致天下之民”题讨论“交易”，均联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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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强调的是，科举新章置四书五经义题于最不重要的第三场，且四书义题只有两道，五经义题仅有一道。所以两科会试，五经义题总共只考过两道，均出自《周易》。如此考法，士子日久荒经的结果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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