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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两科题目观之，时间跨度自先秦以至宋元，内容范围涉及变法改制、练兵沿革、中央地方、封建郡县、夷夏中外、筹边方略、治国理念、儒法之争、朋党道学、铨选考绩、揽才用人等。这些均是传统中国治国理政重要甚至永恒的主题。考官以此试士，表明其意欲考验士子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经世治国”问题的阅读、思考与认识。会试头场从四书八股文和试帖诗改为经世治国主题的史论，姑不论其利弊，显然科举考试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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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比两科题目，癸卯科五题看似简略，然而题面的预设和指向却并不明显，同一题目，不同考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甚至论点相反，只要有新意、能自圆其说，都可以取中。甲辰恩科题目貌似宏大综合，需要用广博的知识和长时段的视野进行比较论述。然而题面信息呈露较多，预设与导引的痕迹甚浓，举子揣摩迎合，难免结论雷同。比如“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看似跨越千年，主题宏观而重要，虽然也不乏跳出内外轻重者，但更多士子则是指出各自得失，而结论指向内外平衡、内外相维。第二道更是引导士子论证贾谊的“五饵三表”之说是否有效。第三道“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也有结论先行、诱人“证实”之嫌。以上三道题面分别出自苏轼、汪中、王夫之的史论之中，考验士子能否在前人论说基础上推陈出新。第四道“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貌似相对“中立”，但在时事艰难、新政乏才的背景下，似也蕴含着赞同裴度做法的意味。其实，总裁张百熙正是常常在私第接见贤才的显宦。[33]第五道“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则有日俄战争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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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场史论固然在考试中占据最重要地位，但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代表“新学新知”，也值得考察分析。两科策题如表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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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两科共十道策题观之，均以教育问题打头且独占三道，而问富强之本、立国之本一条，考生也往往归结于教育。此外，外交占两道，财经、警察、农政、客卿问题各占一道，而变法改制的主题则贯穿始终。策题多须联系中国实际，所以考察的更多是中国现实问题，与其称各国政治艺学策，不如称为中外时务策更妥。联系实际的好处在于引导士子关心国事，而弊端在于比附援引，“想象”西国，难称其为学。同时，中外“比较”之下，看到的多是中国的落后和黑暗，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空谈臆想和难以推行的激进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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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癸卯、甲辰二科会试二场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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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两科比较言之，先行研究认为甲辰科命题的广度、深度、难度均胜于癸卯科，[34]确有道理。此处需特别指出的是，因为有日俄战争的现实背景，所以甲辰科三场命题均有影射，而于外交问题尤为强调。比如甲辰科头场最后一道题“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即从宋辽金元的历史切入，“借古讽今”意味甚浓。而金梁在答卷中就明言日俄战争“以中国为战场，无中立之可守”。[35]第二场第三道“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则是用近代外交史事，以为现实问题寻找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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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三场钦命的经义题也直指现实。其中第二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即暗含着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守“局外中立”的隐喻。考官与士子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钦命题实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代拟。[36]于式枚在给端方的密信中就讽刺道：“政府得局外二字，以为完全良策，得意之至。至代拟钦命四书义题，用‘不倚强矫’，以鸣得意。”[37]考生许同莘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士子们的骚动：“是题既出，议者甚众”，“盖是时日俄为东三省事开战，中国守中立之例，故发此题也”。[38]此外，“化而裁之”题讲的是变通，“致天下之民”题讨论“交易”，均联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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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强调的是，科举新章置四书五经义题于最不重要的第三场，且四书义题只有两道，五经义题仅有一道。所以两科会试，五经义题总共只考过两道，均出自《周易》。如此考法，士子日久荒经的结果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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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癸卯、甲辰二科会试三场四书五经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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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备考与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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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科二场第一道策题，以亚当·斯密论游学之弊切入，出自严复译《原富》戊部。严译《原富》全文刚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印行。短短几个月后就出此题，确实对考生的阅读和涉猎范围提出了很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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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山阴县举人何寿章所处的环境比较开通，其本人不仅好学不倦，而且亲自办学堂，故有幸提前阅读了新出的严译《原富》，并记下了紧张兴奋的读后感。癸卯年正月初四日有云：“灯下读《原富》部甲上，是书前年译印甲乙丙三部，去腊复译成丁戊两部，而全书告蒇。严几道之译笔，诚空前绝后矣。而作者斯密·亚丹，潜心研究，辨析精微，言言至理，字字名言。严公加以铨（原文）释，凡斯密千虑一失，与夫时会之迁流，政约之变迁，一一标而出之，使读者益足以考进化之秩序，嘉惠支那，岂有极哉。但必静观默念，始可卒读，稍涉他想，便尔惝恍。呜呼，岂特作者、译者之难，即读者亦大不易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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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二月初五日，何氏读到了《原富》戊部，他说：“读《原富》部戊上篇，其论幼民学校之费，扬榷教科，备极精当。”初六日，在舟抵上海之前，他读完了严译《原富》。[40]在此前后，他还读过日本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译），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要》（陈毅译），加藤弘之的《讲演集》，《翻译世界》第一、二期中哲学、社会、宗教、政治学史、政治泛论、法律泛论、最新经济学等内容。到开封后，他重读了岸本能武泰的《社会学》（樊炳清译），又从亲戚处借得《万国政艺全书》、《直省舆图》、《万国舆图》，购入一部上海新出的石印《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详节》。初七日，即入场前一日，何氏“检理入场书籍、器物”后，又“取《湘报文编》读之”，作为考前的最后准备。[41]何寿章后来果然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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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士子马太元不像何寿章那么涉猎广泛，抵达开封安顿妥善后，才于二十五日出街购《史论观海》、《治平十议》、《四书精义》、《御批纲鉴》各一部。上述几种书，均为头场、三场预备。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临时抱佛脚，翻看《史论》、《治平》、《通鉴》各书数篇。至于二场考试用书，直到三月初五日，即入场前三天，才购入《西国新政辑览》一部。[42]马太元最终名落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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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注意到1897年点石斋石印本《时务通考》，认为除了警察一题，“《时务通考》大致能涵盖两科会试第二场十道政治艺学策题的考察范围”。[43]所言大体不差。不过，点石斋主人后来又请人编辑续集，于1901年冬出版。[44]所以用该书正续集比照两科会试策题，当更为有效。此外，马太元所购的《西国新政辑览》，何寿章所借的《万国政治艺学全书》，亦是当时考场利器，与《时务通考》正续集一起，常年在《申报》登广告兜售。[45]而在《汴梁卖书记》作者王维泰看来，能购览《万国政治艺学全书》等，已是“渐有新旧过渡思想，临文时能解调查者”。不过，士子“最多之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或问《子史精华》”等。尽管趋新的王维泰说这些士子“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为“最下乘”，[46]但《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等却是应对首场史论题的重要参考书，士子最乐寻购也是人情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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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寿章、马太元、许同莘等士子自带和购买的书籍，大都是要带入场中备查的，这早已是晚清科场常态。李林看到几条辛丑科举改制后士子场内翻书的材料，就想当然地说，明清科场搜检极严，此时“乃准士子带书翻阅，应是考虑科制甫经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难度骤增，故以此权宜之计方便考生”，进而论道“厘清这一事实，对评估考试答卷及其学识水平至关重要”。[47]其实，嘉、道以后，搜检已渐从宽，“同、光间则虽仍派搜检官，不过循行故事，由吏役高呼一声搜过……后则此声亦寂无闻”，任士子随意挟书。[48]1894年商衍鎏参加广东乡试，书籍就一概听其带入。[49]许同莘于1899年参加院试，江苏学政瞿鸿禨“概不搜检”。[50]迨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起初还因“书籍繁重，颇以携带不便为虑”，岂料“入场可令仆人挑入号内，出场亦有亲兵层递背出”，[51]备极优待，遑论搜检。癸卯年三月初八日会试入场，马太元的“书籍以轮自拖”，[52]昂然入闱。所以，考生带书入场早是惯例，绝非科举改制初特为此权宜之计方便士子。只不过科举改制后，士子携带书籍的部头更大、种类更杂、数量更多。明乎此，则士子答卷中出现与严译《原富》字句完全一致的现象，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对比分析同一道题尽可能多的答卷，才是了解士子如何应对科举改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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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取中的答卷来看，同一道题题眼固然一定，作答却须新警而有别于人，不偏不倚、四平八稳之卷未必能受到青睐。癸卯科头场五论最重要，首题“管子内政寄军令论”尤要，也存留下更多的闱墨。士子们的答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此题贯穿着变法与治兵的主题，也是现实的反映。所以士子须紧扣变法和治兵立论，至于切入的角度、论述的侧重、得出的结论，则可各自不同。故从兵农分合、古今异同、政军文武、王道霸道等方面立言均可，甚至直言当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有可能入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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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903年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会元周蕴良首题闱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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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元周蕴良认为，管子此举不背《周礼》兵民合一之旨，但后世兵民分离，“民之为农为工为商者，皆以兵为贱事，于是召募有兵而常备无兵，行伍有兵而田野无兵，兵自兵，民自民”。最后暗讽时下：“当事者犹矜言治兵，吾恐对于大国将忌我而先发以相乘，对于小国将疑我而协力以自保。”[53]张鹏翔在梳理府兵、募兵之争的史事后，为当下支着，认为“匪惟当合兵民之势，抑且当通上下之交”，因为他觉得兵民合一与泰西常备、预备之制有暗合之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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