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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二月初五日，何氏读到了《原富》戊部，他说：“读《原富》部戊上篇，其论幼民学校之费，扬榷教科，备极精当。”初六日，在舟抵上海之前，他读完了严译《原富》。[40]在此前后，他还读过日本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译），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要》（陈毅译），加藤弘之的《讲演集》，《翻译世界》第一、二期中哲学、社会、宗教、政治学史、政治泛论、法律泛论、最新经济学等内容。到开封后，他重读了岸本能武泰的《社会学》（樊炳清译），又从亲戚处借得《万国政艺全书》、《直省舆图》、《万国舆图》，购入一部上海新出的石印《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详节》。初七日，即入场前一日，何氏“检理入场书籍、器物”后，又“取《湘报文编》读之”，作为考前的最后准备。[41]何寿章后来果然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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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士子马太元不像何寿章那么涉猎广泛，抵达开封安顿妥善后，才于二十五日出街购《史论观海》、《治平十议》、《四书精义》、《御批纲鉴》各一部。上述几种书，均为头场、三场预备。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临时抱佛脚，翻看《史论》、《治平》、《通鉴》各书数篇。至于二场考试用书，直到三月初五日，即入场前三天，才购入《西国新政辑览》一部。[42]马太元最终名落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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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注意到1897年点石斋石印本《时务通考》，认为除了警察一题，“《时务通考》大致能涵盖两科会试第二场十道政治艺学策题的考察范围”。[43]所言大体不差。不过，点石斋主人后来又请人编辑续集，于1901年冬出版。[44]所以用该书正续集比照两科会试策题，当更为有效。此外，马太元所购的《西国新政辑览》，何寿章所借的《万国政治艺学全书》，亦是当时考场利器，与《时务通考》正续集一起，常年在《申报》登广告兜售。[45]而在《汴梁卖书记》作者王维泰看来，能购览《万国政治艺学全书》等，已是“渐有新旧过渡思想，临文时能解调查者”。不过，士子“最多之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或问《子史精华》”等。尽管趋新的王维泰说这些士子“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为“最下乘”，[46]但《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等却是应对首场史论题的重要参考书，士子最乐寻购也是人情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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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寿章、马太元、许同莘等士子自带和购买的书籍，大都是要带入场中备查的，这早已是晚清科场常态。李林看到几条辛丑科举改制后士子场内翻书的材料，就想当然地说，明清科场搜检极严，此时“乃准士子带书翻阅，应是考虑科制甫经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难度骤增，故以此权宜之计方便考生”，进而论道“厘清这一事实，对评估考试答卷及其学识水平至关重要”。[47]其实，嘉、道以后，搜检已渐从宽，“同、光间则虽仍派搜检官，不过循行故事，由吏役高呼一声搜过……后则此声亦寂无闻”，任士子随意挟书。[48]1894年商衍鎏参加广东乡试，书籍就一概听其带入。[49]许同莘于1899年参加院试，江苏学政瞿鸿禨“概不搜检”。[50]迨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起初还因“书籍繁重，颇以携带不便为虑”，岂料“入场可令仆人挑入号内，出场亦有亲兵层递背出”，[51]备极优待，遑论搜检。癸卯年三月初八日会试入场，马太元的“书籍以轮自拖”，[52]昂然入闱。所以，考生带书入场早是惯例，绝非科举改制初特为此权宜之计方便士子。只不过科举改制后，士子携带书籍的部头更大、种类更杂、数量更多。明乎此，则士子答卷中出现与严译《原富》字句完全一致的现象，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对比分析同一道题尽可能多的答卷，才是了解士子如何应对科举改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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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取中的答卷来看，同一道题题眼固然一定，作答却须新警而有别于人，不偏不倚、四平八稳之卷未必能受到青睐。癸卯科头场五论最重要，首题“管子内政寄军令论”尤要，也存留下更多的闱墨。士子们的答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此题贯穿着变法与治兵的主题，也是现实的反映。所以士子须紧扣变法和治兵立论，至于切入的角度、论述的侧重、得出的结论，则可各自不同。故从兵农分合、古今异同、政军文武、王道霸道等方面立言均可，甚至直言当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有可能入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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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903年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会元周蕴良首题闱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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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元周蕴良认为，管子此举不背《周礼》兵民合一之旨，但后世兵民分离，“民之为农为工为商者，皆以兵为贱事，于是召募有兵而常备无兵，行伍有兵而田野无兵，兵自兵，民自民”。最后暗讽时下：“当事者犹矜言治兵，吾恐对于大国将忌我而先发以相乘，对于小国将疑我而协力以自保。”[53]张鹏翔在梳理府兵、募兵之争的史事后，为当下支着，认为“匪惟当合兵民之势，抑且当通上下之交”，因为他觉得兵民合一与泰西常备、预备之制有暗合之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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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兵民分合问题，陈曾寿即有不同看法。他说：“后世兵事日繁，战具日精，寓兵于农，以农为兵，势必至于兵不知兵，农不知农，兵农之一分而不可复合，亦必然之势也。”陈氏进而就文武关系阐发高论：“至其兵与农工商分而独不与士分者，盖古者庠序之称曰士，卒伍之称亦曰士，兵农可分而文武必不可分也。”若文武不分，即无周蕴良所谓的“以兵为贱”之事。王震昌也认为古今时势不同，管子之法“概欲施之后世则未也”。不过他也觉得应该提高兵的地位：“除其力役，蠲其租赋，就内政所载而变通之，务使民乐为兵，不以兵为贱而鄙之，不以兵为苦而避之。”[55]张家骏则强调三代以上之官制文武不分，故将皆儒臣，不同于武夫之骄悍，而管子正是才兼将相的代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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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杨兆麟的判断却有差异。他从比较管子与孙子切入，认为二人一相一将，故管子议兵制，而孙子言兵法。至于当下欲图自强，必须师管子之意，先强其民，储可用之兵而不轻用，同时培养将才如孙武者，以备非常之用。徐谦鼓吹民兵，不惧兵祸：“今处开通之世，相竞为国，使其民犹昧夫大义，而惧兵祸，而书生之论必以穷兵黩武为戒，其如强邻之环伺何？”[57]朱寿朋则批评晚近士夫以外交为最急务的看法，指出军政更为重要：“外人向背恒视主国之强弱以为衡，国势强弱恒视军政之兴废以为断。军政不修与无兵同，无兵之国与无国同。”[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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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管子此举通权达变的改制内涵正与清末新政的现实契合，所以这一思路也常常体现在答卷中。不过，即使思路类似，观点则未必苟同，而讲法更须各有亮点。褚焕祖强调管子不泥古而知通。[59]田毓璠鼓吹豪杰变法：“天下皆相随于势之中，而圣贤则准时以立法，豪杰则乘势以变法。”金兆丰突出权变以致富强：虽然管子此举“未尽合先王之遗制”，但是“法简一，令整严，寓权变于舒畅洞达之中，洵乎富强之嚆矢”。单镇的讲法则更为婉转曲折：“兵制无百年不敝者也，夷吾之制取效一时不再传，而齐霸遽衰。……岂真立法之不善，有治人无治法，亦古今之通例耳。”进而说：“以兵农合一规复古制”者意非不美，但英才如管子，“去古未远……尚不能泥成法以取胜，而必谆谆然思变计焉，而况下此者乎”，从而导出不泥成法但须变计的主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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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启瑞虽亦赞赏管仲准古酌今，通经致用，但在末尾却来了一段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于是境界顿时不同：“可惜管仲一世奇才，急于表见于天下，未能深求政令之大本，又不能收贤才以自辅，以永其传而恢其业。此则尚论之余，不能不为贤者责备之也。”袁祖光指出，管子的确善于变法，但“偶变为救时之策，不变为治国之经。不然专尚变更，事不师古，直商君、荆公耳。焉往而不病国哉”。陈畬则几乎是反对慕富强以变法：“能修政则自能行令，能行令则自可用法，安见古法之必不富强哉。必有管子而后能变法，既有管子，亦何待变法。……后有慕富强而好言变法者，其自顾诚能如管子否乎？”[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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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霸道之辨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大主题。以此立意的答卷亦复不少。史宝安赞赏管子善于治兵的同时，指出其“失在于少仁义，设能广大其德，则不止于霸”。[62]王大钧则有不同看法，他说当时列国皆治兵，管子“明乎强兵之转得弭兵也”，故“犹是王制”。[63]王寿彭称：“周礼一书法良意美，王莽伪托，安石误会，惟管子变通用之，故能相齐以大得志于诸侯。虽然，孔子议去兵，孟子言得道多助，苟以民心为兵，则井田虽不可复，而敌王所忾，固觉无民非兵也。”故认为“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64]彭世襄持论诡怪：“管仲重内政，特以桓公急于图强，不得已托辞寄军令，以应付桓公，而自己内治政策适以从容布置”。后人谓管子一匡九合之烈，由于阴谋诡计，是厚诬管子。强调《管子》一书精义在于注重礼义廉耻以修内政。[65]黄兆枚则以王道、霸道切入，最后归结于世变日亟，不可忘武备。[66]与王道、霸道有关系的是兵家制胜之道。邵章认为管子将军令寄于内政，“有征伐而邻国不知，则千古兵家胜算，为强国弱敌者所当取法”。[67]郝继贞则持论完全相反：“世论仅以寄之为义，取于邻国不知，为兵家秘密之计，偶一试其谲谋，必不可以常得志，固治兵者所不取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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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郭则沄的答卷长于史学掌故，对府兵、募兵的历史沿革着墨甚多。钱振锽则考论管子相齐称霸的时间和史事，指出“以管子之才，齐国之富强，桓公之信任，必十八年而军政始成”。这与其他人隔空发论，颂扬管子变法成效立竿见影的观点大为不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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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四道题存留的答卷较少，但取中各卷也大体呈现持论须新警、亮点要突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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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被视为“新学新知”引入科举考试的体现。由于题目的预设和导引倾向较浓，[70]而士子“新学”尚浅，故答卷不甚可观。第一道游学如何有益无损策，暗含的意旨是游学之举不可因噎废食。《会试闱墨》和《朱卷集成》中存留的答卷几乎都切中此旨，只不过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则尚有同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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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蕴良认为“深通经训，志趣正大，年在二十以外三十以内者，方为合格”。祝廷华说：“归国年限，则宜以三年学有成效为限，俾不至淹久异地，习种种恶俗，生种种妄想。复由出使大臣刊订条规，申明例禁，使无参差紊乱先后迟速之弊。”[71]郭则沄建议：“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始准游学，远者限以五年，近者限以三年，俾于政治技艺各专门之学殚心考求，著为日记，年满归国，以日记之优劣为赏罚。”[72]以二十至三十岁划线本就不无可议，以三年学有成效为限、以日记之优劣为赏罚，均属空谈难行，显示诸人对游学和西学的理解还甚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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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兆丰主张“随其天资学力，优者期以三年，稍钝者或期以五年，回国考其文凭，量才器使”。高廷梅亦建议“以三年以外得有卒业文凭者为合格”。上海人朱寿朋所言较他人详尽：以重中学、定出身以固其质性，“至于年例，其就出游时言之欤，则当在中学普通以后，必不可在髫龄也。其就留学时言之欤，则学术繁简不同，学年迟速亦异，宜令出使大臣按学中年例先后咨回，既无中途辍业之忧，亦无靡费久淹之虑”。班吉本担忧“他人积数世之传授而成一法，积数十年之心力而精一艺，而学之者必欲毕业于数年间。堂且未升，安问入室”。因此他建议：“选朴实之童，求聪颖之子，纳之书院之中，训之以廉耻，教之以忠义，使之幼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物而思迁焉，然后送之邻邦，躬亲其事，习见其器。远者二十年，近亦十数年。出使之才，翻译之才，制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备之才，舍游学其焉储之。”[73]眼光长远，循序渐进，不慕速成，意非不美，不过实行起来亦甚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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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杨兆麟建议学堂中设理学科，资遣游学前，必习理学以晓然于纲常大义，而年例限制方面则“幼童不如通人，未仕不如已仕，庶僚不如亲贵”。[74]王鸿翔亦拾《劝学篇》“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之唾余，主张遴选“通人之有守及亲贵之颖异者就近派往日本，由使署延东西名宿督课，听其自占一科，第当责其学程，不复拘以年限。有事给假，仍往卒业。优其廪膳，核其功过，学成回华，量才录用”。[75]不入学校，而由使署聘师督课，有事给假回国，何能推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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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景葵的对策有所不同：“其往也，必使受汉文之教育，选志行敦笃、趋向远大之士，宽其年限，优其经费，尽其保护，密其考察。其归也，验其文凭之高下，而试之以事，授之以官。使游学者乐致用之可期，不至虚耗岁月，误入迷途。”不过，他认为“此犹治标之言”，盖“一国之教育，必先就本有之宗教社会风俗政治确定宗旨，而后精神立、国体尊。其于学也，千条万派以赴之，而不离其宗，故学于他国也可，学于己国也亦可”。[76]立论稍异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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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令没有出洋游学经历的士子为游学防弊建言献策，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与其指责士子策题答卷空疏雷同，不如反思科举改制中各国政治艺学策的命题问题。当然，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是取中与否的最关键因素，故就考试结果来说，二场策题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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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甲辰恩科，二场策题仍改观不大。第一道策题问学堂教育宗旨有三：陶铸国民、培养人才、振兴实业，何者为急。合观会试闱墨和朱卷集成及第六房、第十三房同门墨卷中所存答卷，除王季烈称政体已善之国（意谓立宪国）以陶铸国民为急，政体有待改良之国以培养人才为急，[77]段国垣以人才为急外，[78]其他答卷虽然内容不无差别，但结论几乎均以陶铸国民为急，真有千手雷同之感。虽亦不乏张茂炯其人，可以扼要述论19世纪欧洲战争及和约的历史，对日本雇用客卿的史事亦能侃侃而论，[79]然能如此者实不多见。况且此亦仅限于东西洋近代史而已。当然，考卷是一回事，能否考中，则要看考官如何校阅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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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