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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和王振声尚顾及后场，所以因二、三场卷佳而有所补荐，只是数量比较有限。恽毓鼎补荐2本，王振声补荐5本，而甲辰科18房共补荐大约30本。[101]当然，一旦补荐，必系二、三场特别优秀，且经考官反复批阅斟酌，故中式的概率却也突增。恽毓鼎补荐2卷中至少有1卷中式，且甚得正总裁孙家鼐欣赏，竟高列恽氏第十三房房首。[102]甲辰年四月初六日，副总裁张百熙也曾与第五房同考官赵启霖“斟酌撤河南卷一本，补中十二房河南卷一本”。[103]癸卯科《会试闱墨》中，叶景葵只刻二场二道，祝廷华只刻二场三道，区大原、郭立山均只刻二场一道，说明诸人有可能靠二场补荐取中。陈善同仅刻第三场一道，也有可能由第三场补荐取中。[104]从癸卯、甲辰两科的补荐情形看，估计每科有30～50份补荐卷，则通过补荐最终中式者至少当有十几人，甚至20多人。这提示出在头场未荐的情况下，靠二、三场出色而“死灰复燃”的概率：大约靠补荐中式者占中额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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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头场已荐之卷，其二、三场的优劣对于取中有何影响。毫无疑问，相当部分荐卷因头场受总裁格外青睐，实已预定中式。癸卯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才开始荐二场卷之时，荣庆已经选中两人，拟刻其首场墨卷。其中之一为恽毓鼎所荐的湖北卷，拟刻其首场第三篇，对照《会试闱墨》可知为覃寿彭。[105]不过，必有另一部分头场荐卷在总裁眼中相差无几，并不能遽定高下，故需要比较二、三场的优劣以定去取。由于甲辰恩科头场荐卷数量剧增，这一情况必更加常见，于是二、三场影响取中的权重也就相应提升。甲辰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开始二场荐卷之前，正总裁裕德就托第一房同考官吴荫培向内监试王振声传话，“各房荐二场卷，如有出色处，可加批，有疵谬处，亦批出，若平正无疵，即可不批，其批条须于卷上露出少许，以便一望而知”，嘱其将此意“代达各房”。王氏“因书一纸，令送榜吏分达各房”。[106]裕德已有科举改制后衡文的经验，如此便宜行事，想必二场平正无疵者总裁可能将不再寓目，而出色加批者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重要参考，因疵谬而被批出者势必遭到淘汰。裕德此举不仅是减轻四总裁二场阅卷的负担，同时也在压缩备取的范围，以易于对比取中。于是二场是否有批就甚为关键。所以二场的重要性也体现于上述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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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头场之所以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实由荐卷、阅卷程序所决定。然而一旦头场区分度不高，二、三场的权重也就相应增加。这与头场考题、考官阅卷态度和临时操作均有关系。[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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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阅卷、荐卷程序及场次权重，更为微妙的是同考官以何标准荐卷、总裁以何标准取中。科举考试凭文录取，八股文尚有一定格式，亦即学养文笔或许意见不一，而起承转合则有相对标准，但毕竟由人衡阅，亦难有一成不变之准则，不同考官品味有别也可想见。改试论、策、经义后，程式明显放宽，篇幅长短不一，同一题有人三页不到，有人则多至七八页。[108]且改制初期，尚在摸索。因此，取中标准更难预卜。但若说毫无标准，既乖情理，亦难以证实。或许比照考中的墨卷与科举中人的议论、考官的感受，可以略窥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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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朱卷及会试墨卷绝大多数为考中者的，且并非全貌，常常是从三场共13道答题中挑选几篇。同时，选刻的会试闱墨往往已经过同考官润色。不过，这也恰可看出哪些卷子为考官所喜而脱颖而出，哪道答题为考生得意之作而刻入朱卷。取中标准便可从中透视。前文已述，从头场墨卷看，同一道题往往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使结论相近，而切入的角度、论述的思路、内容的侧重、行文的风格也常常各自有别。二场策题预设和导向更强，结论雷同度高，但大同小异之处也值得注意。整体看来，想要获隽，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立论新警、说理精透而行文有别于人者易受青睐，不偏不倚的答卷未必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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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吕佩芬奉派湖南乡试副考官。此时经济特科初试甫毕，张仁黻向吕氏谈及张之洞阅卷时不取三类答卷：“一蹈袭康、梁之书例；二引用西书不择典正者；三誉外太过、立言失体者。……众皆服其宗旨之正。”吕佩芬答道：“香涛所取一百二十余人，果皆无此三弊乎？吾则未之敢信也。”[109]关晓红就此认为“特科如此，乡试、会试自然难逾其轨，即不偏不倚的试卷更易为考官青睐”，并以金兆丰、王寿彭、夏启瑞三人二场首道策题的答卷为例，证明“上述宗旨已贯彻落实”。[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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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述三人之所以能入彀，恐怕更多由于头场。金兆丰头场首题被刻入文明堂闱墨，开篇便不同凡响：“固守之兵利用详，胜敌之兵利用简，独立之国利用经，列强之国利用权，仁义之师利用宽，节制之师利用严。”结尾更是以古说今，绝非不偏不倚之论：“管子是举已开后世民团、保甲之先声，而为今日工战、商战之鼻祖也欤？”王寿彭也不同于许多答卷一味颂扬管子，而是先扬后抑，末尾称“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夏启瑞虽亦赞赏管仲准古酌今，通经致用，但在末尾却来了一段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于是境界全新。[111]可以说三人头场首论皆非不偏不倚之作，其立论行文均有新颖出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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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举中人对后辈的“指导”也值得注意。癸卯年正月，许同莘即将赴汴应试，其伯父许珏致信勉励道：“场中文字放胆抒写，小心检点，得失听之于命，不必过事矜持。”许同莘不幸报罢后，次年许珏又劝令他早到开封，静养半月，至于“场中文字不必求异，总以持论平正，说理精透为贵，尤在相题有识”。[112]两次说法不无差异，而许同莘亦均落榜。与许珏只有举人功名不同，冯汝琪之父冯金鉴翰林出身，且曾多次典试，熟悉科场实情。冯汝琪癸卯会试报罢后，冯金鉴评论其文曰：“朱卷文字清健隽永有余，而饱满不足。变法之初，以辅佐富有为贵，徒以清隽胜人，此会试所以落第也。即如末篇公心如何可变，私心如何不能变，须将实在利弊痛切言之，加以辅佐，自然满当，易于动目。只以无文正之心亦未可行一句收束，似嫌空而力薄。”因而建议“明年会试宜从充实处着意，证佐多，篇幅长，不外多用时务书一法”。[113]意谓变法初期，“以辅佐富有为贵”，故答卷须多引证佐，加大篇幅，饱满充实，则易于动考官之目。次年甲辰科冯汝琪果然高中，其答卷也确实有篇幅加长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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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指导意见与考中与否究竟有无直接关系，关系多大，亦难以证成。或许考官的切身感受更为贴近考场实情，从中也可窥探影响荐卷和取中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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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史学功力。科举改制后，首场考史论，曾研史学者自是易于表见，所以史学功力高下是荐卷和取中的标准之一，自不待言。福建一卷，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煞有功夫，处处读书得问（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恽毓鼎甚为欣赏，与王乃征商酌后，“逐细批出”。后来此卷果中。[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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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书卷气息和古文义法。史论题结论容或不同，思路亦可多样，惟书卷气息和古文义法颇为进士出身的考官所看重。恽毓鼎阅江西25卷后，深感“不堪寓目”，“勉荐2卷，尚非惬意之作”，不禁感叹“大邦文风，何以至此”。然而，恽氏甚称陕西答卷“皆有书卷气”，并归因于屠仁守掌教之功。恽毓鼎又赞赏谢远涵所荐福建一卷，谓其“首场五篇纯中古文义法”。不过，此卷为孙家鼐摈弃。[115]从此例也可看出古文义法自然有其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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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二场策题而言，“谨守问义、扼要而谈”甚为关键，最忌陈陈相因之作。二场广东一卷，“通澈政理，于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皆有所窥，扼要而谈，一无枝蔓”，令恽毓鼎直呼可爱，随后果中。恽氏总结评阅二场策题的心得说：“五策不难于征引繁富，横使议论，而难于谨守问义，扼要而谈”，盖前者“看似渊博可喜，其实皆由钞袭而来，一为所动，便受其欺”，后者则“莫非心得，即使语有所本，亦必剪裁熔铸，使宛转合题”。有意思的是，恽毓鼎并不讳言自身“新学”不足，故自称“暗中摸索”。对于佳卷，恽氏亦不吝夸赞：二场“尽有极通达者，吾辈断不如也”。[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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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次，第三场标新立异，甚至诋毁孔子《论语》，驳斥程朱，既可能被淘汰，也可能被容纳。四书义首篇答卷多有驳斥程颐、杨时者，“甚至诋及朱子”。恽毓鼎认为“即使意见不同，各抒其理，自做文字”便可，“节外生枝，指而斥之”，就有心术不正之嫌，故“皆与抹出”。第八房马吉樟推荐云南一卷，已经总裁荣庆拟中，然其头场“首论因孔子讥管仲为器小，遂驳斥《论语》，诋为伪书”，马吉樟犹豫不定，商之恽毓鼎，恽氏“拍案大怒，力主撤去”，结果走访荣庆而另换一卷。[117]可知在不少士子心目中，孔子、程、朱早已走下“圣坛”，而荣庆、马吉樟对孔子和经书地位的“维护”，不及恽毓鼎那么强烈，因而此类“驳斥圣贤”的答卷亦有中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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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类，甲辰恩科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影射日俄战争中国局外中立，“致天下之民”题讨论“交易”，均观照现实。结果不少士子亦与时俱进，“谈洋务、说洋话”，因此遭到淘汰。陆润庠在阅卷期间致张百熙的短札就说：“此次三场谈洋务、说洋话者已撤去佳卷不少，万不能再为人所摇。”[118]当然，陆氏此语既证实不少士子因三场“谈洋务、说洋话”而被淘汰，也包含着一定的保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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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会试录》前、后序，由正、副总裁署名，均涉及评阅及取中原则。但因其系进呈之物，故难免冠冕堂皇，不离圣贤矩镬、中体西用等说辞，未必即与场中实情相合。况且有的序言并非考官所写，而是请人捉刀之作。[119]因此，研究者若据《乡试录》、《会试录》序言而谈阅卷取中的原则和准绳，恐怕须加慎重，以防为表面文字所欺。[120]此外，利用《朱卷集成》中考官评语，也须分清原荐批、原中批与后来加批，后者乃中式后所加，多为四字空语，不足为训，当然亦不可据此而谈评荐标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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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废誊录后考官直接评阅士子墨卷，故楷法的影响不容轻忽。以往殿试、朝考前，士子多练小楷，写大卷。乡、会试因有誊录，故并不重字。然自科举改制废誊录后，士子在乡、会试前便苦练小楷。壬寅年八月初，贺葆真与同伴以顺天乡试期近，连日“习小楷”。[122]癸卯科会试前，何寿章、马太元购书阅书的同时，也数日练字。[123]相反，癸卯科后传闻恢复誊录，冯金鉴即提醒其子说：“果用誊录，字不必求好，专力于作，较为省力。”[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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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称场中全凭楷法，比字取中，则未免太过，亦非实情。比如许宝蘅楷法甚佳，但两科皆报罢，陈黻宸、汤化龙字皆一般，但两科却分别取中。只是字的优劣视为门面，给考官第一印象，尤其是考官评阅大量考卷、眼花缭乱之余，字的影响自然上升。况且翰林考官皆是楷法高手，颇在意此层。贵州举人路朝銮癸卯科会试荐而未售，遂馆于河南新郑县管城驿，以待来年会试。其辛丑乡试座师、癸卯湖南乡试副主考吕佩芬当年六月南下经过管城，路氏遂呈“送大卷一本，折字半开”，请吕氏指导。吕佩芬以其“笔姿圆润，功力亦深，惟结构未密，意味亦差逊”，源于读帖太少，“因于其卷端略加评骘十余处，纠正其失”。[125]甲辰科路朝銮果然中式。事实上，总裁取中时必会考虑楷法如何，名列前茅者尤其如此。所以甲辰科填榜之日，陆润庠手持一卷语陈夔龙曰“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揭封知为刘春霖，而张百熙举出拟中会元之卷（即谭延闿卷），亦称“写、作俱佳”。[126]“写”即指书法。因此，废誊录后的乡、会试中，楷法的因素绝不可轻忽，甚至还引出关节取中和考试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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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取中内幕：基于陆润庠甲辰科闱中手札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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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废誊录后不仅楷法的重要性提升，考官还可能认字取中。这对于考试公平确实构成威胁。山西举人刘大鹏考前就曾抱怨道：以前誊录为“防考官凭字取中”，而今“考官所阅之卷，即是士子之亲笔。……自今伊始，考官作弊，易如反掌矣”。[127]谭延闿得中甲辰会元，亦多传其为张百熙利用职权，商请裕德奉让的结果，难免暗箱操作之嫌。[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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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糊名易书时代，考官无从认字，虽关节取中固然难免，惟暗中摸索，亦常走眼。史上著名的例子是，北宋苏轼任考官，因判断失误，致其高徒李方叔未中。[129]晚清亦不乏显例，光绪壬辰科会试正总裁翁同龢一心欲中张謇为会元，结果误江苏刘可毅卷为张謇卷，成就了刘可毅的会元科名。不过，总裁阅卷、取中的具体操作如何，吾人其实所知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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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现尚存留的甲辰科闱中陆润庠致张百熙、戴鸿慈的一批函札手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总裁阅卷、取中、排名的操作过程与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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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凭文、凭字辨识士子的情况确实存在。陆润庠致张百熙的短札有云：“此卷决非贻重。”另一札则曰：“义四七一卷首艺末二行云云，疑是贻重。”[130]“贻重”即湖南湘乡人陈毅，壬寅举人，刑部候补郎中，张百熙调其兼京师大学堂编书局襄校。[131]可见张、陆二总裁早已在隶籍湖南的糊名试卷中“摸索”陈毅之卷。后来陈毅果然高中甲辰恩科会试第八名，并为刘廷琛第六房房首。[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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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敲定会元及十八房房首（俗称十八魁卷）的操作过程和内幕。据甲辰会试知贡举陈夔龙讲，填榜当日，张百熙手执一卷对他说：“吾乡本朝二百余年，三鼎甲俱备，独少会元。场中得湖南一卷，写作俱佳，以正大光明次序而论，我班次居二，例中会魁（即第二名——引者注）。科举将停，机会难得，情商裕相（裕德——引者注），恳将此卷作为会元，庶使吾乡科名免留缺陷。承裕相允让，即此卷是也。”[133]可以想见，张百熙在奉派总裁之后、开始阅卷之前，当已萌生取中湘人为会元之念，且得到了陆润庠支持。因此，张、陆从阅卷开始便在寻觅“可作领袖”的湖南佳卷。评阅头场时，湖南一卷即被挑了出来。陆润庠致张百熙手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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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或可作领袖矣，看二三场如何再定可也。五艺一律……珂乡多才，江南人士当低首拜下风矣。[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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