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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将癸卯科贡士的中举科分统计一番(详表4-10),可以发现,辛丑、壬寅两年新中式举人共占53.6%,而“策论”举人占46.1%,高出其在总考生数中的比例(40%)约6个百分点。[161]这说明在科举改制后中式的“策论”举人,不仅在癸卯科总人数中比例高,而且整体表现相对好,更易考中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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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癸卯科贡士中举科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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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1904年甲辰恩科,三场完卷考生共5410人,其中参加举人复试的共1508人。[162]经统计,癸卯恩科各省新中举人共1469名。[163]这说明参加举人复试的一些士子是上年未参加癸卯科会试的辛丑、壬寅科举人。而癸卯恩科新举人中,必也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赴汴会试。保守估计,不会有超过1400名癸卯科新举人参加了甲辰会试。那么,癸卯科新举人占考生人数的比例则必然小于25.9%。然而,癸卯科新举人考中贡士的比例则至少为30.1%(详表4-11)。这与癸卯科会试的情况相吻合,即新中式的“策论”举人在会试中整体表现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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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甲辰恩科贡士中举科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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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癸卯科贡士中,科举改制后的“策论”举人占46%,而仅仅一年之后,“策论”举人在甲辰恩科贡士中的比例已接近65%。因此可以说,癸卯、甲辰两科贡士,其乡试多出于壬寅、癸卯二科。[164]这自然因为壬寅、癸卯举人已通过科举改制下乡试的“洗礼”和选拔,在知识结构、答题技巧、楷法等方面更为擅长。同时也说明,科举改制后的乡、会试确实变动不小,拔取的人才也与此前有所不同,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和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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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科贡士中的绝大多数随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因此,对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而言,许多人既是乡试同年,又是会试同年。不少人虽然分别为癸卯进士和甲辰进士,但又系乡试同年。加以变通新进士章程,癸卯、甲辰二科中诸多进士接着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因此又兼了同学之谊。这种过渡时代所兼具的科举同年和学堂同学关系,在随后的清末民国时期,成了癸卯、甲辰进士聚合共事、发起结社与维系认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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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科会试,亦是清季科举改制在会试层面的实践。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举奏定章程主持了会试大典。从三场考试来看,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引导士子究心经世史学,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意在引导士子关注新学时务。史论题效果稍好,但以辅佐富强为上,且首道不出周秦范围,考生既不难预拟题目,[165]考官出题亦易撞题,似较八股时代更甚。策题指向性强,答卷雷同度高,尚难称其为“学”,效果有限。四书五经义题置于三场,且题量太少,荒经之弊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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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来看,重头场主要是荐卷、阅卷程序导致的。但二、三场既有补荐机会,且两科会试,尤其是甲辰恩科,头场荐卷率大幅提升,因而二、三场的作用亦不可轻忽,并非只看头场。二场“新学出彩”、三场经义湛深的卷子,亦有补荐的机会脱颖而出,经补荐取中者约占中额的1/15。从阅卷取中的标准和内幕来看,科举改制后,史学功底、古文素养的作用凸显,答卷则须新警动人。废除誊录突出了会试中楷法的重要性,且认字取中的弊端亦所不免。此外,斯时文网已大开,谭延闿卷虽然甚佳,但涉及辽、金题的答卷,若在康乾时期,很可能要吃文字狱,而竟高中会元。[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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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稊园(关赓麟)诗题,孑厂(郭则沄)辑《科举概咏》,《中和月刊》第1卷第11期,1940年11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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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7~11、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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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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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王瑶、李银良:《清末最后一次会试考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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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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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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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致京英国钦差萨大臣、德国钦差穆大臣》(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子刻发)、《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丑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9~8590页。《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廿一日酉刻发、亥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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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an Ruxton,ed.,The Semi-Official Letters of British Envoy Sir Ernest Satow from Japan and China(1895-1906),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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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柔克义致海函》(119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刘心显、刘海岩译,齐鲁书社,1984,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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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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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午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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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午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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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时事要闻》,《中外日报》1901年9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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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事要闻》,《中外日报》1901年10月2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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