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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将癸卯科贡士的中举科分统计一番（详表4-10），可以发现，辛丑、壬寅两年新中式举人共占53.6%，而“策论”举人占46.1%，高出其在总考生数中的比例（40%）约6个百分点。[161]这说明在科举改制后中式的“策论”举人，不仅在癸卯科总人数中比例高，而且整体表现相对好，更易考中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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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癸卯科贡士中举科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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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1904年甲辰恩科，三场完卷考生共5410人，其中参加举人复试的共1508人。[162]经统计，癸卯恩科各省新中举人共1469名。[163]这说明参加举人复试的一些士子是上年未参加癸卯科会试的辛丑、壬寅科举人。而癸卯恩科新举人中，必也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赴汴会试。保守估计，不会有超过1400名癸卯科新举人参加了甲辰会试。那么，癸卯科新举人占考生人数的比例则必然小于25.9%。然而，癸卯科新举人考中贡士的比例则至少为30.1%（详表4-11）。这与癸卯科会试的情况相吻合，即新中式的“策论”举人在会试中整体表现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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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甲辰恩科贡士中举科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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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癸卯科贡士中，科举改制后的“策论”举人占46%，而仅仅一年之后，“策论”举人在甲辰恩科贡士中的比例已接近65%。因此可以说，癸卯、甲辰两科贡士，其乡试多出于壬寅、癸卯二科。[164]这自然因为壬寅、癸卯举人已通过科举改制下乡试的“洗礼”和选拔，在知识结构、答题技巧、楷法等方面更为擅长。同时也说明，科举改制后的乡、会试确实变动不小，拔取的人才也与此前有所不同，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和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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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科贡士中的绝大多数随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因此，对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而言，许多人既是乡试同年，又是会试同年。不少人虽然分别为癸卯进士和甲辰进士，但又系乡试同年。加以变通新进士章程，癸卯、甲辰二科中诸多进士接着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因此又兼了同学之谊。这种过渡时代所兼具的科举同年和学堂同学关系，在随后的清末民国时期，成了癸卯、甲辰进士聚合共事、发起结社与维系认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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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科会试，亦是清季科举改制在会试层面的实践。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举奏定章程主持了会试大典。从三场考试来看，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引导士子究心经世史学，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意在引导士子关注新学时务。史论题效果稍好，但以辅佐富强为上，且首道不出周秦范围，考生既不难预拟题目，[165]考官出题亦易撞题，似较八股时代更甚。策题指向性强，答卷雷同度高，尚难称其为“学”，效果有限。四书五经义题置于三场，且题量太少，荒经之弊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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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来看，重头场主要是荐卷、阅卷程序导致的。但二、三场既有补荐机会，且两科会试，尤其是甲辰恩科，头场荐卷率大幅提升，因而二、三场的作用亦不可轻忽，并非只看头场。二场“新学出彩”、三场经义湛深的卷子，亦有补荐的机会脱颖而出，经补荐取中者约占中额的1/15。从阅卷取中的标准和内幕来看，科举改制后，史学功底、古文素养的作用凸显，答卷则须新警动人。废除誊录突出了会试中楷法的重要性，且认字取中的弊端亦所不免。此外，斯时文网已大开，谭延闿卷虽然甚佳，但涉及辽、金题的答卷，若在康乾时期，很可能要吃文字狱，而竟高中会元。[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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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稊园（关赓麟）诗题，孑厂（郭则沄）辑《科举概咏》，《中和月刊》第1卷第11期，1940年11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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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7～11、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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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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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王瑶、李银良：《清末最后一次会试考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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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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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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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致京英国钦差萨大臣、德国钦差穆大臣》（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子刻发）、《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丑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9～8590页。《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廿一日酉刻发、亥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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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an Ruxton，ed.，The Semi-Official Letters of British Envoy Sir Ernest Satow from Japan and China（1895-1906），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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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柔克义致海函》（119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刘心显、刘海岩译，齐鲁书社，1984，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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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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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午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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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午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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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时事要闻》，《中外日报》1901年9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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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事要闻》，《中外日报》1901年10月2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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