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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35页a～36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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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陆润庠致张百熙、戴鸿慈》（约甲辰四月上旬），《同光年间名人书札》第7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乙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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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15～116、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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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399～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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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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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清代历科会试中额（贡士数），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表27，李荣昌等译，第129～133页。同、光各科中额及考生人数，详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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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校注，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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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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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这与借闱河南导致不少考生视为畏途而未赴考，且有的考生迟误场期有关。此外，《辛丑条约》规定北京等闹义和团地方停试五年，故直隶考生人数较往常减少200余人，满洲、蒙古、汉军京旗考生亦减少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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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按，每科会试中额，即贡士数，与进士数略有出入。李林据张仲礼统计的数据，计算出清代每科进士总平均数为239人，遂得出癸卯、甲辰二科进士数均高于有清一代总平均数的认识，固然不错，但考虑到同、光以来贡士数与进士数飙升的实际，则癸卯、甲辰贡士数较前减少才是两科会试更为切实的特征。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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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同考官恽毓鼎亦称“恐因人数不多之故”。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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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致熊元锷》（甲辰二月十八日），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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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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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张仲礼谓“实际上各省名额每次通常不变”，并以1889年会试中额为例作说明，略欠准确。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李荣昌等译，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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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翁万戈校订《翁同龢日记》第7册，第3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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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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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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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据《光绪辛丑科补行庚子恩科各省乡试同年全录》下册（1901年校刊，1902年刻本，第1页）、《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同年全录》（1902年刻本，第1～22页）统计。此外，壬寅顺天乡试，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又分别取中“策论”举人37名、2名、1名、3名，甘肃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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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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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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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张人骏的儿子、侄子以及张佩纶子张志潜均因张人骏为知贡举而回避。谭延闿虽来到开封，但因其姐夫胡翔林被派为内场监试官而回避。此种例子当有不少。因丁忧、生病、误期及其他原因不能来汴的举人必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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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由于上文估计未参加癸卯科会试的新举人人数时，相对保守，实际很可能比6个百分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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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台北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9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第293、315～316页。内监试王振声记录的数据分别为5411人和1510人。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0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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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光绪癸卯恩科乡试十八省同年全录》，1903年刻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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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正因为癸卯、甲辰进士大多数是由壬寅、癸卯各科举人考中的，也即中举后一两年内就考中进士，所以拉低了癸卯、甲辰进士的平均年龄。李林已统计发现癸卯、甲辰贡士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2.5岁和30.5岁，低于张仲礼所统计的1835年（约36岁）、1868年（约34岁）和1894年（约33岁）三科进士的平均年龄，且呈逐渐年轻化趋势，惟自称“具体原因待考”。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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