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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甲辰科为主，并包括若干癸卯科进士的新内班中，实际到堂肄业的只有40多名，内中除了6名内阁中书外，全是翰林，没有一个分部主事，且学员在馆学期自一期至四期不等，殊为参差。[26]而以主事为主的新外班学员足有70多名，内中约37名呈请咨送日本法政速成科第5班肄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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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旧班与新班各自人数均在百名以上。然而，旧班中住馆肄业的内班学员占到绝对多数，相反，新班中每周只上堂一次的外班学员却占绝对多数。同时，旧内班中含有为数不少的自愿住馆肄业的分部主事，而新内班中再也难见分部主事。从这一变化很容易看出，相较于癸卯科进士，住馆肄业对甲辰科进士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了。这一变化，与更定进士馆章程的规定关系甚大。更定章程对进士入馆的规定已经宽松许多，而游学三年或办学三年也可与在馆肄业三年一同办理毕业，使得甲辰科进士有了更多选择。同时，此时各部裁书吏、用司员直接办公的改革，也要求分部主事抓紧练习部务，加以主事呈请改归外班，津贴照拿，毕业考验与内班一同办理，使得分部主事再也不愿住馆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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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班、新班整体来看，住馆肄业的内班学员绝大多数是庶吉士，这一事实突出了进士馆替代庶常馆的历史变迁。此外，进士馆的学员还可分为三类：在馆肄业满六学期，参加毕业考验的学员；在馆肄业未满或因他故未到馆，后来呈请咨送游学，卒业归国，参加进士馆游学毕业考验的学员；在馆肄业未满而办理学务满三年的毕业学员。这样的划分，呼应着进士馆所具有的既办学堂，又派游学的特征，加以进士馆作为翰林院庶常馆“替身”的事实，新政变革时代改科举、兴学堂、派游学交织缠绕的历史，就透过进士馆这一特殊事物呈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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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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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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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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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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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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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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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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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学员对入馆肄业的复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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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十一月初二日诏开进士馆的特旨一经颁布，就对科举制和无数士子造成多面冲击。新进士中的庶吉士、主事、中书须入大学堂肄业，毕业后方可散馆、留部，无异于给进士仕途平添了不可控因素，客观上增大了科举入仕的难度。因为若不能毕业，便无法散馆、留部。况且学堂所学乃进士相对陌生的法政、理财等新学。这就让许多士子望而生畏，从而降低了进士的吸引力。同时，举人既中进士，本可高高在上，而今却须重做学生，“屈伏充生徒”，[28]也拉低了科举的声价。因此，士子如何回应此举，无疑是值得考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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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科进士冯汝琪于1902年中式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举人。这是科举改章后的首次乡试。冯汝琪在八股时代，已“五试秋闱”，此番得中，欣喜可知。其父冯金鉴时任四川建昌道，得信狂喜，赞其“卒能慰老人二十年之期望，从此可继书香，可入正途”。其弟冯汝玖斯时随侍任所，本欲捐官出仕，受其中举鼓舞，“颇肯发奋用功，必欲下一二场，方可出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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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冯金鉴见到进士入学的上谕后，即生疑虑：“明年庶吉士、部属、中书均须先入学堂，有卒业文凭，方可散馆、奏留。琪纵联捷，亦不能即作实官。”冯汝琪此时也在筹划捐官，冯金鉴因此关切地询问：“捐郎中究竟合算否？印结每月若干？榜下分部，未卒业以前，准分印结否？倘不能卒业，虽中进士亦无用，不如俟此屯差期满保知州分省矣。”冯金鉴在致贻谷函中亦不无担心地说：“此时圣学不彰，科举将废，（汝琪）纵或联捷，仍以学堂卒业为凭，恐不谙时务，难与新造人才争胜。”[30]在此情况下，冯汝玖信心顿失，不像之前发奋用功准备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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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身在京城的冯汝琪则稍显乐观，认为不必过虑，因为进士入大学堂“卒业本系空谈，较学堂一切从宽，何难之有。至于举办学堂，再有三年，亦无成效，科举仍不能废，亦可无虑”。所以他请其父劝告冯汝玖“万勿灰心，一面用策论功夫，一面兼习洋语。下科尚有四年之久，大事变迁，难以逆料，总以今科应试为要，得失有命，不在文也。科举、学堂我皆优为，自能出人头地，况功夫用成，中会〔试〕后更容易乎，又何虑卒业不卒业乎？又何虑不能得文凭乎？进士学堂亦另采地，章程亦宽于大学堂”。他称自己如果癸卯科考中进士，“不怕入大学堂”，因为“曾学东文，任此一门，即可了事”。冯汝琪在京的弟弟冯汝玠亦请其父劝冯汝玖“万勿以入学堂自馁”。[31]冯汝琪因为正在鼓励其弟，所以难免把进士入学说得稍微轻松。不过，对于徘徊在科举、学堂、捐纳之前的冯汝玖来说，开进士馆之举却令其对科举之途灰心自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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