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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此次侥幸，实出望外。所虑者，湖北中者皆善楷书，而兄独否，虽得进士，终无用耳。兄现所希冀者，惟用京官入进士馆，方有出脱之日。倘不幸而得即用，则终身入傀儡场，永无复快意之望矣。然今科十三人，惟兄字最劣，又安禁其不即用也。焦灼焦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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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随后以主事用，做京官、入进士馆的梦想有惊无险地实现。不过，以汤化龙学问才华之出类拔萃，未能点翰林，在许多人看来，未免可惜。然而，湖北长大的汤化龙已颇趋新，而其家亦甚开通，与他壬寅年同榜中举的弟弟汤芗铭此时已经赴法留学。汤化龙于当年九月致汤芗铭的家信中，贬斥科举、翰林，赞美留学。虽然不能排除与陈黻宸同样的酸葡萄意味，且有鼓励其弟坚持游学的意涵在，但也未始非其真情之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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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名万不可恃，得一翰林，不足聊生，视外国下等工人月可得洋三四十元，犹且弗及。兄前于朝殿试时，敢于违格，实怀此意。以今体察，尤觉不虚。吾辈以印结之资助，月可得六七十金。薪桂米珠，当可（以上叶1）供给。使兄得翰林，则且仰屋束手，为饔飧虑矣。然而世情习惯骤难更移，金马玉堂，视同天上，三五涂拭少年方且以此自鸣得意，花间柳市，车水马龙，对人扬扬道是玉堂香案吏，惟遇虬须深目客，则退避三舍，冷眼旁视，大是可怜。每以是与人言，彼昏皆掩口胡卢，以为牢骚不平语，其实下怀鄙此久矣，不自今日始也。勖（？）哉，吾弟于科名外能自树立，即是上品人物，况将来成就实出科名万万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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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章后来亦说“当日犹幸用中书，入进士馆，苟外用知县，则一行作吏，困于风尘，且不获赴美留学矣”。[52]黄为基（即黄远庸）就没有汤化龙、陈焕章那么幸运，用即用知县，“不得京职”，无法入进士馆。不过黄氏“深有志于游学，谋于当事，屡请乃许”，遂赴日本中央大学习法律。[53]甘鹏云虽然比汤化龙年长十余岁，但曾在两湖书院就学，故亦颇有中西新旧兼学的抱负。早在戊戌年日记中，甘氏已表达过与诏开进士馆类似的想法：新进士“须学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应在“京师创设仕学院，俾部属、词林皆得入院，稽诹政治，练习时务”。[54]所以，尽管癸卯年中进士时已经年过四旬，但他对入进士馆肄业法政、理财等新学，却颇思努力。光绪三十一年，他在致其师梁鼎芬的信中，这样报告在进士馆的学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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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以来，曹务甚简，利有余闲，讲求法政之学，用弥数年之阙。同馆诸人，互相孟晋，析疑问难，颇不寂寞。此则鹏云近况，可以上告师门者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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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甘鹏云的《潜庐书牍》手稿，可知原信在刊刻时有所删节。从原信内容及删节情况看，甘鹏云当日在进士馆肄习法政、财政等“新学”，学习日文，译读东书，热情甚高，颇为卖力，亦似收获不小，感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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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以来，曹务甚简，利有余闲，讲求法政（由“中西致由”改为法政）之学，用弥数年之阙。而法律之公例，教育之□目，财政之纲要，国际之公法（上句先改为政治理财诸科），举凡可作我借鉴，资我取法者，尤所究心。务洞其原，务会其通，最要提纲，期能推诸实用而止，余力所及，兼肄和文，译读东书，幸无隔阂。（画线部分删去）同馆诸人（友字改），互相孟晋，析疑问难，颇不寂寞。[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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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钱振锽、温肃与甘鹏云、汤化龙，可以视为分别代表了抵拒和拥抱进士馆“新学”的进士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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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章则提供了另一种例子。邵章癸卯科选庶吉士后，请假回籍，办理浙江藏书楼事宜。是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明春必须入都肄业。”[57]然而，进士馆开馆不久，邵章就在地理课堂上与留学生教习起冲突。不过，之所以起冲突，并非因为邵章多么排斥“新学”，而是他本人已有多年办学经历，又新中进士，点翰林，且比教习年长，故从内心对教习的学识和身份，难免不服甚至有鄙夷之心。[58]几个月后，邵章就和他的同乡密友、癸卯科庶吉士陈敬第，经进士馆派赴日本游学，入新设的法政大学速成科第2班，肄习法政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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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清政府和新科进士学员直接对立起来，笼统地讲“新科进士对入馆进学，却多方推诿规避”，是有问题的。同时，也不宜仅以温肃这一极端例子，就说“多数学员深谙传统文化，对馆中所授西学却无太大兴趣”。[59]因为温肃是进士馆旧班中唯一申请改为外班的翰林（详表5-3）。而且，如此立论也不好解释何以竟有十几名乙未科、戊戌科“老进士”自愿入馆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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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新进士的选择和趋向业已多元，分化正在开始并加速。因此，既有抵拒入馆的进士，也不乏积极入馆，希望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改善地位，实现抱负的“与时俱进”之士。进士们或强烈拒斥、或被迫吸纳、或主动拥抱的种种挣扎，均是最后的士大夫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痛苦“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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