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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以来，曹务甚简，利有余闲，讲求法政之学，用弥数年之阙。同馆诸人，互相孟晋，析疑问难，颇不寂寞。此则鹏云近况，可以上告师门者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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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甘鹏云的《潜庐书牍》手稿，可知原信在刊刻时有所删节。从原信内容及删节情况看，甘鹏云当日在进士馆肄习法政、财政等“新学”，学习日文，译读东书，热情甚高，颇为卖力，亦似收获不小，感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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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以来，曹务甚简，利有余闲，讲求法政（由“中西致由”改为法政）之学，用弥数年之阙。而法律之公例，教育之□目，财政之纲要，国际之公法（上句先改为政治理财诸科），举凡可作我借鉴，资我取法者，尤所究心。务洞其原，务会其通，最要提纲，期能推诸实用而止，余力所及，兼肄和文，译读东书，幸无隔阂。（画线部分删去）同馆诸人（友字改），互相孟晋，析疑问难，颇不寂寞。[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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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钱振锽、温肃与甘鹏云、汤化龙，可以视为分别代表了抵拒和拥抱进士馆“新学”的进士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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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章则提供了另一种例子。邵章癸卯科选庶吉士后，请假回籍，办理浙江藏书楼事宜。是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明春必须入都肄业。”[57]然而，进士馆开馆不久，邵章就在地理课堂上与留学生教习起冲突。不过，之所以起冲突，并非因为邵章多么排斥“新学”，而是他本人已有多年办学经历，又新中进士，点翰林，且比教习年长，故从内心对教习的学识和身份，难免不服甚至有鄙夷之心。[58]几个月后，邵章就和他的同乡密友、癸卯科庶吉士陈敬第，经进士馆派赴日本游学，入新设的法政大学速成科第2班，肄习法政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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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清政府和新科进士学员直接对立起来，笼统地讲“新科进士对入馆进学，却多方推诿规避”，是有问题的。同时，也不宜仅以温肃这一极端例子，就说“多数学员深谙传统文化，对馆中所授西学却无太大兴趣”。[59]因为温肃是进士馆旧班中唯一申请改为外班的翰林（详表5-3）。而且，如此立论也不好解释何以竟有十几名乙未科、戊戌科“老进士”自愿入馆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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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新进士的选择和趋向业已多元，分化正在开始并加速。因此，既有抵拒入馆的进士，也不乏积极入馆，希望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改善地位，实现抱负的“与时俱进”之士。进士们或强烈拒斥、或被迫吸纳、或主动拥抱的种种挣扎，均是最后的士大夫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痛苦“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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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教习的尴尬身份与授业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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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除馆舍、学员外，教习至关重要。既有研究显示，除了少数日本教习，进士馆教习的主体是甫自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60]清承明制，素重科甲。往日金榜题名，钦点翰林，举国瞩目；而今自三鼎甲以下，庶常、主事、中书均须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61]一时舆论纷纷。更难为情的是，讲堂上的“老师”竟然是初出茅庐、资历甚浅的留学生。留学生教习章宗祥后来忆及此事，直谓“时局变迁，诚有升沉倒置之象”。[62]留学生上讲堂给进士传授“新知”，“俨然为之师”，[63]真切地映照着科举渐衰，学堂、游学正兴的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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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恃有新知识的留学生，一回国就做了新科进士的“老师”，承担起帮助科举精英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其心态之复杂、身份之特殊、处境之不易可想而知。事实上，面对科举精英，留学生教习一开始便遭遇到了身份和学识的双重质疑。本节考察进士馆中留学生教习与进士学员的“师生”关系，侧重于留学生面对进士时，遭遇到的身份尴尬，以及在传授“新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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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沉倒置”：留学生入教进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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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主持京师大学堂复建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先设师范馆和仕学馆。其后，仕学馆聘请日人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为正、副教习。这年八月初七日，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宴请二位教习，当时也在日考察教育的严修受邀作陪。严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刻至富士见轩，赴吴先生之招。客为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皆应京师大学堂之聘欲为仕学院教习者。”[64]日本教习虽已聘就，但他们不能操汉语授课，尚须聘既通日语又懂专业的中国教习译授。因此，留日卒业生开始陆续入教京师大学堂。同时，数量有限的日本教习并不能包揽所有“新学”课程，故而，留学生教习担任翻译的同时，亦自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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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正式开馆，仕学馆归并其内。至次年七月，该馆留学生教习“共有七员”。[65]其中资历最深的当属陆宗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留学日本的陆宗舆因学费告罄，[66]随赴日谢罪使臣那桐归国；[67]翌年，被张百熙聘为东文分教习，协助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授课。陆宗舆擅长财政，曾编译《财政四纲》。[68]杉荣三郎在仕学馆“讲财政，陆译授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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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陆宗舆稍晚入馆的是章宗祥。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汝纶访日时，章宗祥尚在留学，即与张奎、吴振麟一同被管学大臣选作通译，随同考察。吴汝纶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多见章宗祥的踪迹。[70]因此，当大学堂缺乏师资时，章宗祥自然成为被物色的对象。第二年八月初十日《大公报》报道称：“日本留学生张〔章〕仲和君，到日本未久，即入法学教科肄业，颇有心得。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电致驻日公使，聘其回华充当大学堂法律助教。张〔章〕初时尚不肯允，后又许以俟进士馆开时，派充该馆法律学正教习，始云回华。闻已于日前抵京，不日入大学堂权助法律教务云。”[71]六天后，又有消息传来：“法律堂助教范静生已经告退，刻由东洋聘得章君宗祥来堂，拟由下星期三上堂讲授。闻章君乃乌程人，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卒业，政治法律夙最擅长，译有《国法学》。”[72]范静生即范源廉，此前确在大学堂任教，后来“有事他往”。[73]章宗祥在日本已与陆宗舆熟识，抵京后次日即访陆氏，“由陆介见管学大臣张冶秋，即任为教习”，入仕学馆，主讲刑法，并为岩谷孙藏译授民法。[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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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开馆授课，岩谷孙藏、杉荣三郎、陆宗舆、章宗祥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四月十六日早晨，进士馆首次上堂。报载当日情形道：“岩教习、戢教习等上堂演说各种法律大义及进士义务既毕，次则杉教习、陆教习上堂演说理财大义及入学义务，再次则章教习上堂演说一切，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尤得演说三昧。各进士员既闻各段演说，颇生感情。”[75]此段记述中唯有“戢教习”是一新面孔。他就是戢翼翚。据《大公报》是年九月报道：“学务大臣奏请赏给章宗祥、陆宗舆、张奎、戢翼翚进士出身，尚未奉旨。按四员为日本留学卒业生，现任大学堂进士馆各科教习。”[76]此外，光绪三十一年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后，带领引见单内，戢翼翚履历中恰有“现充进士馆教习”的记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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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戢翼翚来任教习，很可能源于章宗祥的引荐。戢翼翚、章宗祥同为早期留日生，在东合办《译书汇编》时即已熟识。其后戢翼翚回上海开作新社，并办《大陆报》。作新社组织编译一部多卷本《政法类典》，其中各译本多未署名，而“政治之部”中的《国法学》却署名收入章宗祥的译本。[78]事实上，据沈家本的序文，此书的组织者正是戢翼翚和章宗祥二人。[79]可见二人此时关系颇深。更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严修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起，章仲和、戢元成同来访。……十一时出门，答拜章、戢二君，不遇。”[80]此时进士馆即将开馆，章宗祥、戢翼翚（戢元成）一起在天津拜访严修，很可能随后又一同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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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戢翼翚同时入馆的是张奎。光绪二十九年，张奎自东京帝大工科毕业回国后，与金邦平等“北洋出身”的留学生，一起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留在北洋供职。张奎即在天津工艺学堂办理学务。[81]进士馆筹备开馆，课程设置中虽以法政、财商为主，但也有理化科目，因此，工科出身且与大学堂颇有渊源的张奎，便成了学务大臣调聘的理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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