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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教习非师”的特殊现象，自然与教员、学员的特殊性分不开。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时京师其他学堂中似乎也有此风。历任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纾称：“前清以翰林前辈为庶吉士后辈教习，不知所教何书，然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至晚清学堂林立，通西文、东文、中文者，受薪开讲，亦名为教习。学生则曰：是奴隶也。稍不当意，则噪逐之。不惟不视为师，且欲预通题目，多与分数，方能保其旦晚两餐。余为教习十一年于京师，抗健不服气，而学生亦稍相往来，间有一二倒戈者，然尚非噪逐者比。余尝笑曰：吾苟不教与习相远者，彼亦无奈我何也。”[106]话以诙谐出之，或不无夸张，然科举学堂过渡时代，情势变迁，师礼渐衰，晚清京师学堂教习收入虽高但并不易做的态势，却是大致不差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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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沉倒置”的转型时代，进士馆内，教员既是年轻望浅的留日学生，学员又是为人尊崇的科举精英，学员不认教员为师，而教员对老师的名分又十分在意，这就为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加以学堂教育初期，传授“新知”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教员在馆内外遭遇颇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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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不易：传授“新知”挑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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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表5-4看，七位教习大都先在国内学堂接受教育，随后留日，历中学而入大学；留学年限多在四年以上，其中五位确定得有大学正式文凭。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水平绝非后日只学一年半载的速成生可望其项背，“由他们担任翻译，教学的质量当然不成问题”，[108]即单独所任课程，也均系各自擅长的科目。从1904年至1905年国内学堂教育的实际来看，进士馆的师资配置绝对算是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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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士学员中学皆有根柢，西学亦开始涉猎，眼光很是挑剔。光绪二十七年科举改制后，策题部分已涉及教育、法政、财商、交涉等学。虽然层次尚低，且各人水平参差不齐，但这辈进士已多少具有了若干“新学”知识。而一些人在进士及第之前，已有任教新式学堂的经历。比如，邵章任教杭州府中学堂，楼思诰任教浙江高等学堂，雷恒任教江南三江师范学堂。此外，卓宝谋、郭寿清等人中进士之前，本已在京师大学堂肄业有年。[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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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少新科进士对入馆肄业一事，颇为抵拒。开馆前三个月，即“传闻有某进士纠同年数人，递禀学务大臣，不愿入进士馆肄业”。[110]癸卯科庶吉士温肃，明言自己“不愿就进士馆学”。[111]然而，进士入学系奉特旨，功令所在，“关系将来出身，不能不勉强服从”。[112]但是，既高中进士，甚至点了翰林，正志得意满，却又要舍旧从新，重做学生，殊非人情所堪。因此，不少新进士实在是怀着怨气入馆的。既入馆做“学生”，而“老师”竟又是新自外洋回来的“二三少年”，不平之气可想而知。因此，教员自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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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首先遭遇的挑战是，如何尽量少用日本名词和日本语法。诸教员学的是“日本新学”，概念名词转手过来，未必有恰当的对应汉语，况且替日本教习口译，则讲课中难免带入大量日本名词，而所编讲义，容或夹杂日本语法。法政教育起初阶段，这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数年后，中国以日本法律为蓝图，大规模移植修律的时候，东洋名词仍是一大困惑。修改《民事诉讼律》的汪荣宝在1910年曾记道：“以《民诉律》内所用术语多承袭东人名词，思酌量改易。阅渡部万藏《法律大辞典》及上野贞正《法律辞典》，并参考英字，翻检《经籍纂诂》，反复斟酌，卒不能一一得确译之字，始叹制作之难。”[113]然而，虽说此时日本新名词似不可免，但不少科举精英至少从情感上，对此颇生反感。张之洞虽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号召留学日本，不过，据多种材料记载，张之洞本人最厌恶东洋新名词。[114]进士馆学员中反感日本新名词者，则更不乏人。地理、化学教习张奎“好用日本名词”，“讲义中间有参用日本文法”，[115]就颇招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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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面临的更大挑战，还在讲授内容和知识水准方面。进士馆课程法政、理财等为主等，算学、东文等作为随意科也开设过。物理、化学诸科，据《奏定进士馆章程》，亦在必修之列。不过，很可能在学员的抗议之下，理化课程后来取消了。郭则沄谓：“馆以法政为主，而加入物理、化学为必修科，甚不合也。同人力争，始罢之。”[116]至于中国历史、地理，开课不久就有了变化，《大公报》报道曰：进士馆“新添历史、舆地札记二门，盖因进士学员于此二学科研究有素，教员一时难聘，故改为自行札记，每月以十篇为合格”。[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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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地理起初由张奎讲授，但很快停罢。此事充分显示出部分学员对教员知识水准的质疑。张奎“讲解地理之时，先就其浅近条目徐为演说，于第二课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危险，以示讲解地理之宗旨”。不料演讲未终，学员邵章“拍案倔起，怒叱曰：此等浅浅讲义，泛泛空论，吾辈既中进士，摇笔即来，岂有不解而尚烦汝言。汝置高深而不言，汝不称职，汝请罢席”。[118]随后，众学员哄堂。张奎辞职不干，经监督、教员等人坚留，始收回辞呈，但辞去了地理课一席。[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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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章字伯，浙江仁和人，1872年生，乃邵懿辰之孙，硕学名儒之后，才气横溢。自1897年以来，历任浙江蚕学馆馆正，养正书塾塾正，杭州中学堂监督。[120]其办新式教育，可谓资历颇深，同时，他年龄比进士馆所有留学生教员都大。以他这种背景，在馆做“学生”，其不服甚至鄙夷年轻的教员，便丝毫也不奇怪。张奎初登进士馆讲堂，“邃于学而讷于言”，难保上课效果不甚佳，且其所授之地理，进士多“研究有素”，不比章宗祥、曹汝霖、钱承鋕等人所授的刑法、诉讼法、商法之类，进士相对陌生，以故更易贻“浅显空泛”之讥。类似的哄堂之事并非仅见。郭则沄称：“教员某讲生理学，谓人身如炉，其进食如添炭，因大画火炉于板，同人为之哄堂，且揶揄之，因惭而谢去。”[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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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既不认教员为师，又对教员的讲授大不以为然，以致“每日上堂，多所驳诘，不留余地”，使得诸教员“皆欲告退”。[122]郭则沄后来赋诗曰：“疥骆当时难就勒。秃鹙几辈怯登台。”诗注云：“翰林向有疥骆驼之目，馆中教员皆留日学生，多未留发，目为秃鹙，每授课有所问难，辄至词穷。”[123]该诗状学员与教员极肖。“难就勒”的翰林学员着实强势，不仅视“教习非师”，更将教员目为“秃鹙”，问难驳诘，令人不堪。因此，教员为“师”不易，真不免要“怯登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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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留学生遭遇的挑战不仅来自馆内学员，更有来自朝中批评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御史张元奇附片上奏，请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124]片内一则谓“进士馆教员多在洋毕业之留学生，年轻望浅，不能镇服”，[125]再则谓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学员皆有鄙夷不屑之意”，甚至词连学务大臣，称其“择师不精，靡费无益”，故“请饬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以收实效”。[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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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学员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欲使西学淹通且资望允孚的严复出任进士馆总教习。六月廿二日，严复在致熊季廉的私函中透露出重要信息：“昨京中来信，有云新进士拟合词公禀学部，以复为该馆总教习。然京中忌复者最多，恐其事未必遂济。”[127]后来果然未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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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奇这道封奏虽然很可能意在批评学务大臣用人不当，且有为同乡好友严复入掌进士馆张目的深意。但是，文中提到的“年轻望浅，不能镇服”、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却是对教员的致命批评。“年轻望浅”自不待言，至于“讲义问题”尚可稍做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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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学堂开课之初，既无教材，参考书亦少，故教习的讲义就最为重要。中国教习的讲义“先由教习编示大纲，上堂时详细解说，学员笔记之”，日本教习的讲义“由助教译演，学员整理笔记”。[128]后来，经过整理，京师大学堂陆续铅印了一批教习讲义，其中就包括杉荣三郎的《经济学》和《经济各论》。[129]可惜，尚未见到留学生教习所编之讲义。不过，据章宗祥回忆，自编讲义颇不容易。他说：“余所担钟点，每星期十小时，自讲刑法四小时，为岩谷译讲民法六小时。译讲先期预备，不甚费力；至自讲之刑法，参考各种书籍，悉心编订，每一小时之讲义，预备时间须费至三四小时，尚未敢自信为确当。”[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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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张元奇批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似应结合教员所任课程的特点来理解。以章宗祥所任课程来讲，岩谷孙藏讲民法，他做助教翻译，又亲自讲授刑法。岩谷孙藏系日人，章宗祥又在日本学的法政，则其所讲自以日本民法、刑法为归，而当时日本法律又以学习法、德等国为多。法学较落后国家学习借鉴法学较发达国家，在法学教育中常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比如，对于某一问题的探讨，常常先胪列甲国如何规定，乙国如何规定，丙国、丁国等等，然后讲自己应该或学甲，或学乙，或兼容，或损益。至今国内法学教育亦然。于是，这种“说东道西”的讲义，在进士们看来，自不免“东涂西抹”之嫌和“粗浅陋略”之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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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会聚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卒业生。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在这个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的差异与错位，他们切身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柢的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对留学生教习而言皆非易事。因此，留学生在进士馆传授“新知”的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常常遭到批评甚至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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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比人强，自从张百熙1902年春集体辞退了以丁韪良为首的西方教习后，京师大学堂已开始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31]此时，京师大学堂由日本教习主导，[132]进士馆亦以日本法政为宗。所以，馆内离不开这些既通日语，又懂法政、理财诸科的留学生。一旦学员与教员冲突，学堂方面必然想方设法加以调解；教员一旦因此提出辞呈，或有事欲他就，当局也会真心挽留。另外，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进，新政人才显得日益短缺，像章宗祥等留洋学生身价顿增：考察政治大臣争相调用，地方督抚也闻名奏调，新政衙门则陆续奏留。事实上，这些资历浅显的留学生在后来修改法律、推广工商，以及推动立宪等新政活动中果然大显身手。[133]留学生的时代到来了，科举进士再也抵挡不住了，下文将看到，甚至他们也联翩出洋，加入留学和考察的行列之中。有意思的是，那些新科进士虽然在情感上乃至行动上，曾对“诏开进士馆”有过抵拒，然而，后来的历史表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中，在清末民初历史上的各界闻人，多是那些毕业于进士馆，或者先在进士馆肄业，随后由馆资派出洋游学的人士。他们完成了知识更新，面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既怀“旧学”，又握“新知”，成为特殊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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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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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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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施行学堂教育，其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自然需要考察。虽然三者赫然载在章程，但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运行很可能变通不少。初办学堂，颇难免此，且进士馆性质特殊，其课程本“与各学堂不同”，更难免“损之又损”。[134]因此，考察进士馆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的实际情况对章程规定之损益，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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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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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之设，意在使科举出身的新进士，“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具备普通知识，将来“遇事不致茫然”，[135]并不指望舍旧从新的进士学员短短三年时间就能达致专门精深之境。不过，即使这个目标，也并不容易实现，实际的要求仍在降低。加之当局为了避免故意为难新进士的嫌疑，减少进士入馆阻力，于是课程设置损之又损，每日功课仅四个钟点，比师范馆少，比性质相近的仕学馆亦少。[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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