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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科前列：陆鸿仪、史国琛、徐彭龄、水祖培、朱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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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班前列：刘启瑞、田步蟾、唐瑞铜、张诒、萧湘[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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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章程规定，须满六学期且及格凭照满三次以上，方可参加毕业考验。然而，丙午年（1906）十一月，旧班学员毕业考验前，学部拟定考试办法，鉴于“科举已停，不再开进士新班”，因事欠缺一二学期的学员，“无从留馆补习”，故通融办理，准其一体与考，“惟学期分数仍应以六除算”。[149]此次毕业考验，朱笔圈出孙家鼐、寿耆、陆润庠、张亨嘉为阅卷大臣，于十二月初七至初十日，在进士馆主持考试。学部尚书荣庆，侍郎严修、达寿带领丞、参、司员轮班监察。[150]考试分两类，一类考所习科目，一类考经史。[151]前者由进士馆教习按学员所习科目分门拟题，“每门应考若干题，加拟一倍，密呈会考大臣临时选定缮发”，该类试卷即由“教习分门校阅，各拟分数，汇呈会考大臣核定”。经史各卷由会考大臣公拟，公同阅定。最后，由会考大臣将学员各学期分数与此次考验分数平均计算，作为毕业分数。[152]（名单、名次、分数、奖励详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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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商衍鎏所谓“在学部复试，题为经义一篇、论一篇，一日而毕”的讲法，是有问题的。至谓主事、中书“仅到馆随班听讲，无毕业之考试，谓之外班”，尤误。内阁中书自然可以呈请改归外班，但按规定，他们和翰林是属于内班的。且外班亦有毕业之考试，与内班一同考试。此次毕业考验即内、外班皆有，只不过内班与外班有各自的排名（详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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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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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学员毕业考验结束后，据毕业分数（各学期分数与毕业考验分数之平均）分为最优等（80分以上）、优等（70分以上）、中等（60分以上）、下等（60分以下）。前三等均有对应奖励，下等不予奖励，须补习后参加下次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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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制定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进士馆的奖励如表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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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进士馆原定毕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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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最先制定的奖励较此为优，但鹿传霖言于张之洞，告以执政“诸公意皆谓进士馆奖励过优”，张之洞因请瞿鸿禨“核减”，然瞿并未“改动”，张遂提议“将最优等与优等合为一奖，但最优者加一衔耳”，仍请瞿定夺。[153]前文已述，王文韶、鹿传霖对开设进士馆有保留意见，其言“诸公意皆谓”云云，恐未必确；考虑到瞿鸿禨是开进士馆的主持者，则张之洞请其核减奖励，而瞿并未改动，便深可玩味。不过，从上列奖励章程来看，似乎并未按张之洞的提议办。至于先前制定的各项奖励到底如何，暂难确考。不过，熟悉内情的郭则沄谓：“原议毕业最优等比照大考擢用，以前辈诸公哄争，乃改为最优记名题奏，优等加衔，皆虚也。同人憾之。”[154]颇可参考。裁并詹事府后，翰林迁转本已更为壅滞，如果新庶常进士馆毕业后奖励过优，势必影响到翰林前辈的升迁，他们针对奖励章程“哄争”，也属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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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即便以上经过核减的奖励章程，在此次毕业奖励施行中仍然打了折扣。最优等尚依照章程办理，而优等及中等，却没了“酌派要差”和“派差”的奖励。其实，早在1905年春，已有“派差”无望说法：“闻刑部人云：某堂官因进士馆有三年后考列优等，充当本衙门要差之说，日前向人云：本署要差均系乌布人员熟悉公事者，方能充当，万不能凭空由进士馆贸贸然来当此差，实难遵办，届时只可请留该进士馆充当要差。”[155]从奖励的“缩水”来看，进士馆学员“憾之”，实有理由，这也未始非进士馆新内班（1905年春开始）学员颇少外班学员却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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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的是，考列中等的学员既可呈请改归“老虎班”知县，考列优等、最优等的如果愿意，自然更应允准。所以，1907年初毕业学员授职奖励前，变通照此办理。[156]因而，不乏进士馆毕业的翰林、主事学员呈请改归“老虎班”知县。郭则沄诗云“侭许陈情求虎县”，即系咏此。[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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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五 出洋游学与毕业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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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开始后，出洋游学渐多，不过进士留学尚属罕见。1903年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制定的《进士馆章程》，尚未有派游学之条文。然而，改科举、兴学堂、派游学已成时趋。1904年初，京师大学堂首次派送数十名仕学、师范、译学各馆学员分赴东西洋游学，大学堂资遣游学有了先例。[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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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四月进士馆开馆后，学员与教员颇有冲突，馆内殊不安静，加以御史参奏，学务大臣因有更定进士馆章程之举。恰在此时，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开办，声势颇隆。[159]包括戊戌科状元夏同龢、癸卯科庶吉士班吉本等进士精英亦赴东入学。[160]七月，学务大臣奏称：近日进士馆学员间有援据《奏定职官游历游学章程》，“呈请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均已照准。查癸卯科“进士之授京职者大半到馆”，甲辰科进士“接踵而至，斋舍不敷，亟需增建”。故而，除停止推广乙未、戊戌两科进士到馆肄业外，癸卯、甲辰两科学员“如有愿赴外洋学堂肄业者”，经监督保送，“由学务处给予官费，遣赴欧美、日本各学堂分科肄业，俟期满得有毕业文凭回国，仍奏请钦派大臣会同考验”。[161]于是《更定进士馆章程》特加一条：进士馆学员呈请出洋游学者，三年期满，得有毕业文凭，回国照馆内毕业学员一律办理。此后，进士馆学员呈请赴东西洋游学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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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举立停之后，进士馆生源枯竭，碍难持久，于是改进士馆为法政学堂的消息不胫而走。迨至1906年夏，馆内仕学馆学员于六月十七日举行毕业典礼，赴各处就职。[162]而旧内班学员年底将毕业离馆，新内班学员人数无多，且各人学期自一期至四期不等，程度参差，教学固不便，效果自难佳。有鉴于“学员日少一日，而学科不能议减，教习薪资与馆中一切经费亦即无从节省。……若不及早变通，不惟款项虚糜，办法亦多窒碍”的困境，学部趁进士馆日本教习岩谷孙藏暑假回国之机，托其先与法政大学当局交涉，后又趁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来华之机，与其熟议定计。[163]最终决定变通处理，将新内班学员资遣日本，送入法政大学补修科，将新外班之分部各员有志游学者，分别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法律部与政治部），因故未经到馆之翰林、中书，电催来京，一同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同时计划俟旧班学员年底毕业后，遣派出洋游历。[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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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进士馆学员游学，可以1906年夏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自1904年秋至1906年夏。此期游学的特征是：学员不定期呈请出洋，由进士馆核准资派，当然也有即用知县，不在进士馆肄业而申请游学者；虽以赴日为多，亦不乏远游西洋者；留日学员中固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多，亦有在法政大学读选科、全科者，也有在早稻田等大学肄业者，专业亦不限于法政。后一阶段则系进士馆一次性资遣学员游学日本，或入法政大学补修科，或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因而皆习法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