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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辛亥鼎革为断，将现任和曾任实缺京官的癸、甲进士做一统计，其详情如表6-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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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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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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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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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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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有36名癸卯科部属或中书补缺，甲辰科则为46名。前文已统计，癸卯科部属和中书共109人，甲辰科为117人。可见，在鼎革之前，癸卯科部属和中书中有33%的进士现任或曾任实缺，甲辰科的这一数据则超过39%。此时距癸卯科分部学习之日为时8年，而甲辰科则仅7年。想当年分部主事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何刚德14年补缺已经较快，陈夔龙10年补缺则算极快。这说明，癸、甲二科主事、中书在补缺及升迁方面，已经远超过其进士前辈。进士分部学习者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的既往认知，已与清季最后几年的实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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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则因为部院扩军，缺分加多，二则因为癸、甲进士策论出身，且多人进士馆或留学毕业，其所学法政、理财等“新学”，恰好适应了新政需要。在度支部、法部及审判厅、邮传部等新部，癸、甲进士最为聚集，即是明证。同时，进士馆或进士游学毕业考验最优等者，奖以遇缺尽先补用，也是不少人提前补缺的原因。这也部分说明，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后并未迅速“边缘”，总体还比此前补缺更快，只是部分人仕途超顺，火速升迁，同年之间的分化则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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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甲辰科较癸卯科晚“出山”一年，但其部属中补缺人数既多，比例亦更高，说明甲辰科进士更为趋新。邮传部、度支部实缺部属中，甲辰科均比癸卯科人多，可与这一观察相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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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翰林的境况则要逊色许多。虽然庶吉士授职编修、检讨后，即是实缺，但升迁之途却甚为拥挤。且废科举后，无往日之学差、试差，翰林津贴又远不如部属印结之优厚，如果不能在京内外觅得优差，翰林的日子甚不好过。所以整体来看，翰林群体是新政改制的“牺牲品”。从表6-6可知，仅有13名癸卯翰林、9名甲辰翰林或在本衙门晋升，或调至其他部院补缺。且翰林院内晋升者多系旗人，以其人少缺多之故。即使算上数名外放监司道府实缺的“红翰林”（详表6-7），两科翰林升迁人数也仅约占其总数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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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癸、甲二科京官外任监司道府州县等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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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癸、甲二科京官外任监司道府州县等官统计-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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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癸卯科翰林较其甲辰后辈“表现更优”，与部属的情况适相反，说明翰林群体升迁仍如以往，更看重资历。此外，在辛亥鼎革前升至监司大员的为数不多的癸、甲进士中，癸卯翰林占据绝对多数，一方面说明在翰林整体式微的情况下，少数翰林在升迁中仍有极大竞争力，另一方面显示翰林的分化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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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京内衙门补缺、升迁、流动外，京官外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出路。在鼎革之前，至少有66名癸、甲翰林、部属、中书外放，其中至少22人曾实任或署理监司道府等官，37人曾实任知州知县官。如果排除同一人先任京官再外放的情况，则分别有10名癸卯科翰林、24名癸卯科主事和中书、17名甲辰科主事和中书外任监司道府州县等官。这一群体绝大多数有“新学”背景，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改制时代的用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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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鼎革之前，癸卯科翰林在京内外升迁的人数为23人，占本科翰林总数的29%；甲辰科的同一数据则分别为9人和14%。癸卯科部属和中书现任或曾任实缺京外官的人数为60人，占该科部属和中书的55%；甲辰科的同一数据则分别为63人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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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用知县补缺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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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州县候补官员队伍庞大，补缺甚难，常常被视为异途冲击正途、吏治腐败、人浮于事的证据。1862年，顺天府尹蒋琦龄曾说：“即用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无终身差委之期。”《清史稿·选举志》称：“甲榜到部，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40]曾任知府多年的何刚德说：光绪以来，外省知县、教职之“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41]那么，癸、甲二科即用知县的补缺是否有所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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