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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废科举、改官制时代，由于部院扩张，缺分加多，且癸、甲进士策论出身，其中许多人又在进士馆或日本、欧美等国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恰好适应了新政需要。因此，癸、甲二科主事、中书补缺及升迁的速度，竟远超其进士前辈。进士分部学习主事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的既往认知，已与清季最后几年的实情大为不符。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后并未迅速“边缘”，总体还比此前补缺更快，只是部分人仕途超顺，火速升迁，同年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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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废科举切断了榜下即用知县的来源，地方进士出身的知县日少，物以稀为贵，各省即用知县反而逐渐吃香。不仅近2/3（至少136人）的癸、甲二科即用知县在中进士后的七八年内已补实缺，远快于此前通常十余年得缺的速度，而且，癸、甲二科翰林、部属、中书改就知县的风气日盛，鼎革之前，约有40人改外补得实缺知县。因此，奇诡的是，废科举对癸、甲进士中的即用知县反而产生了“利好”作用。然而，下文将看到，辛亥鼎革对进士群体中任知县实缺者冲击甚大。虽然亦有少数人继续在原地或原省任官，更多的人则丢官回乡，或归隐林下，或出任幕僚，当然亦不乏伺机而动，寻求免保知事，“光复旧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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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亦有少数癸、甲翰林遽升至监司高位，但从整体上看，在废科举、改官制时代，翰林受到的冲击最大，地位降得最快。失去科举依托的翰林群体，如何在后科举的立宪时代调适自我，因应变局，是下节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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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翰苑存废生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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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重科名，又以点翰林为尤荣。长久以来，翰林院既是人文渊薮，又是储才重地，高官多出其中，地位极其显要。张之洞曾有名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可以说，翰林院本来正是政学表里相依的化身。然而，在清末改科举、兴学堂，中西学此消彼长的新政浪潮下，翰林院却恰恰面临“学”与“政”的双重危机。一方面，翰林被讥为空疏无学，另一方面，朝廷用人也逐渐不重翰林。因此，庚子前后，整饬翰林院成了清廷除旧布新的重要举措，老翰林被要求研习所谓的新学实学。随后，当局进一步深化科举改制，诏开进士馆，以癸卯、甲辰两科翰林为主要学员，聘日本及留学生教习讲授法政等新学，实现了从翰林院庶常馆到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制度变革。与此同时，随着詹事府被裁，本已十分拥挤的翰林院，升转更形艰难。1905年科举立停后，足以名利双收且几乎为翰林包揽的试差、学差大减，[45]翰苑日渐式微。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翰林院不仅地位下降，更时有消亡之虞，终至1911年责任内阁成立前后发生了存废生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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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甲二科一百数十名进士跻身翰林之日，正是翰林院面临巨大危机之时。不久科举立停，除了数量有限的洋翰林外，翰苑新血已断。因此，癸、甲翰林自1907年陆续散馆后，遂成为翰林院最后岁月里的最大群体。故癸、甲翰林群体的仕途和命运，就与翰林院的存废密切相连。面对生死危机，翰林院上下如何因应？癸、甲翰林群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特有之翰林院，其可能的转型方向和路径何在？是本节想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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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颠倒：官制改革后翰林院添缺升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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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翰林院共有143员。其中编修、检讨110员，除去出差等项，实有76员。[46]虽然是年官制改革中翰林院得以保存，但1907年短短一年里，进士馆及游学毕业的癸卯、甲辰二科庶吉士，授职编修、检讨的足有百人。翰林院骤添百人，拥挤可想。有意思的是，恰在此时，御史徐定超以翰林院“本较他曹为优”，但“年来官制屡更，各部自为升转，而翰林院转虑沉沦”为由，奏请变通翰林院官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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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定超早年以进士分发主事，[48]并非翰苑中人，此奏自是翰林群体推动的产物。其中癸卯科翰林邵章扮演了重要角色。据邵氏自述，该折稿实由其代拟。[49]邵、徐为浙江京官同乡，自有捉刀可能。且邵章刚参加了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举行的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试，与癸卯、甲辰同年最感升途狭窄，亦有迫切需要。徐定超此奏的“成果”是，翰林院添设了从六品的秘书郎四缺，又一次“索回”了当年裁撤詹事府的部分缺额。不过，其翰林升品的奏请，却均遭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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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翰林院升品事宜在翰林与留学生的互相较劲中，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09年初，由留学生主导的宪政编查馆统计局在统计表中，将编修、检讨列于民政部七品警官之后，结果翰林院“合署大哗”。甲辰科翰林章梫特草一说帖上呈掌院学士孙家鼐，“言中堂虽好让不争，恐宪政一定后，虽欲争而不得”；章梫同时“又备一分呈政务处……争体制不应列各部之后”。孙家鼐因此“痛诋洋学生”。不过，翰林前辈徐兆玮则认为“止争体制不厘订职掌，终贻人口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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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厘正翰林职掌、品秩的运作，也正在进行之中。但为避嫌，现任翰林却不宜直接上奏。所以，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二十九日，癸卯科翰林、时任内阁侍读学士的延昌奏请变通翰林官制，奉旨交政务处议奏。其折先讲翰林院，尤其是癸卯、甲辰二科翰林的现状：“近以庶政待举，部员各有攸司，而翰林一官转同清简。……查翰林院自学士以下，供职者凡百数十员。其科分较前者或研究政书、或浏览译籍。近科诸员则自癸卯、甲辰两科毕业于进士馆，及外洋法政等学校者百三十四员。论者谓新立各部，衙门新而多旧人，翰林院则衙门旧而多新人。诚非过论。顾郑重培之而闲散置之，揆之朝廷储才之本意，未免相暌。”进而提出应斟酌厘定者有三。（1）扩充职掌。国史馆掌国史，文渊阁掌秘书，武英殿掌刊刻秘书，此皆翰林院原有职掌，拟请量为扩充。（2）升品级。请将翰林院学士改从二品，侍读、侍讲学士分别改正、从三品，侍读、侍讲分别改正、从四品，撰文、秘书郎、修撰俱改正五品，编修、检讨均改从五品，以符名实。（3）停外班。拟请“嗣后满蒙应补之缺如满蒙编、检升补无人，即以汉军编、检升补，汉军编、检亦升补无人，即以汉编、检升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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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昌系京口驻防蒙古旗人，业已任职内阁，却能为翰林院旧署以及汉人编修、检讨说话，甚属难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官制改革中不分满汉的时趋所致，另一方面也少不了癸卯科翰林同年的怂恿。癸卯科翰林胡骏就感慨道：“此次能为本署出力者，子光（延昌——引者注）同年尚已，而瑶琴折尤为措词得体，援据确实。”[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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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琴”即戊戌科翰林、时任邮传部左参议李稷勋，系甲辰恩科会试同考官。就在延昌上折后不久，李稷勋奏请变通翰林旧制，归并职掌，厘正品秩，以维体制，亦交政务处议奏。在铺叙新政前后翰林升沉之后，李稷勋说：“年来留学毕业及将来分科大学毕业学生，均以考列最优等者授职编、检，而近三科庶吉士咨送出洋，分习各项科学，毕业后始散馆。若取之既极慎重，用之直等闲散，又非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李氏进而建议，（1）归并职掌。一方面推广修史职务，“若宪法、民政、实业、交通各要政，为前史所未有者，均应分立表志，增制精图，俾信今传后”；另一方面将国史馆职掌归并翰林院，自编修、检讨以上，悉令分科任事，“纂辑新政诸志，讲习法政，考究实业”，以历练人才。（2）厘正品秩。定制翰林品秩虽卑而礼节崇高，拟请将修撰改为正五品，编修、检讨改为从五品，以上依次递升，以符名实。[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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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见李稷勋折后，“甚以为然，拟独具说帖交政务处”。恽毓鼎估计若吏部尚书不阻扰，当可准行。胡骏等人也认为有孙家鼐“出头”，十有八九可成。[54]不过，事情的发展显然比预想要曲折得多。不仅因为1908年初，政务处刚刚否决了徐定超翰林升品的奏请，此时不好迅速转圜，而且据张书云讲，翰林院内部也有阻力。还有人折中建议升检讨为正七品，升编修为正六品。胡骏以为如此则真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了。[55]于是翰林升品事一度陷入了拖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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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癸卯、甲辰翰林仍在积极努力，其策略是先拜会时任吏部尚书的甲辰科座师陆润庠，沟通妥当后，再分别登门游说满汉军机大臣。其中王寿彭、水祖培、王大钧、朱汝珍、商衍鎏、高振霄、章梫、吴增甲、杨兆麟、黎湛枝、张书云、胡骏、林世焘等人奔走最为热心。八月十九日，王寿彭、黎湛枝、张书云、王大钧、章梫、朱汝珍、林世焘、胡骏等人拜谒陆润庠，言翰林院衙门事。四天之后，胡骏与王大钧、商衍鎏、朱汝珍、水祖培、王寿彭、高振霄等人为升品事，专程拜访大学士、满军机大臣世续，寻求支持。世续态度谦谨，“满口应承”。但鉴于当权者常常表面赞同，实际反对，胡骏也不能确定世续“果无异议否”。诸人随后即赴东兴楼应章梫之约，盖章梫热心此事，专待于此，欲聆消息。席间又约定二十七日在吴增甲家里再次聚议。二十八日，翰林们又登门游说大学士、军机大臣鹿传霖。[56]九月初一日，胡骏与黎湛枝、朱汝珍、张书云、谢崇基等人至王寿彭处，会议翰林升品折稿，随后由王寿彭、杨兆麟亲赴荣庆府上请示。[57]据说孙家鼐、荣庆于初二日画稿，“不日出奏”，尤其是各军机大臣亦表示赞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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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群体的努力果然收到成效。九月二十五日，会议政务处议复延昌、李稷勋的折子终于出奏，距二人上折之日已过半年之久。折子明言“固不敢以朝廷名器见好词臣，亦不敢以议驳在前稍涉回护”，故一方面否决了职掌扩充的建议，另一方面却议准了翰林升品的请求：侍讲学士升为正四品，侍读、侍讲升至从四品，撰文、秘书郎、修撰俱升为正五品，编修、检讨升至从五品。奏上，奉旨依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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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纷扰数年的翰林升品，在翰林院上下，尤其是癸卯、甲辰翰林群体的努力运作下，终于实现，显示了翰林群体仍蕴藏着可观的活动能量。然而，当翰林群体龂龂于升品，靠追求“名”以维持自身体制时，也就意味着实际地位的严重下降。因为在当年品秩虽卑而实际却尊的时候，根本不存在翰林升品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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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清季翰林院官制、额缺、品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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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清季翰林院官制、额缺、品级变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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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新定位：责任内阁成立前后翰林院的保全与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