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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清季翰林院官制、额缺、品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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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清季翰林院官制、额缺、品级变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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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新定位：责任内阁成立前后翰林院的保全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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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胡骏等人换上五品的“水晶顶”，[60]没戴多久，翰林院就面临被裁撤的生死危机。宣统元年十月，宪政编查馆提调李家驹编制了一份《行政纲目》，就现行各部职掌，分别国家行政、地方行政，按部列表，作为“将来厘定官制，编制预算”的标准。后经修改，于宣统二年（1910）二月二十九日呈递，奉旨俞允。[61]翰林院由于无所谓国家或地方“行政”，所以在《行政纲目》中并无位置，意味着官制改革时将被裁并。《宪志日刊》评论《行政纲目》时就称：旧内阁、礼部、翰林院所掌“多非国家事务，虽间有关系，而职权不足以立为独立衙门”，故当在裁并之列。《申报》论说的话则更难听：“翰苑诸公不啻为旧时专制时代京秩中之一遗物”，将来中央官制改革，必遭裁汰。[62]宣统二年十月，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促动下，清廷下诏提前于宣统三年（1911）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开设国会。官制改革因此驶入了快车道。而在新的官制改革案中，翰林院将被裁撤，其职能分别划入内务府和新内阁之中。[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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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此时的官制改革将翰林院推向了消亡的边缘，而翰林群体就是否保存翰林院也有了分歧。十一月十一日，一部分翰林在便宜坊集会，“共议保存翰苑”。甲辰科探花商衍鎏专门草拟了“公具说帖稿”，供大家讨论，恽毓鼎认为“颇为简要”。[64]九天之后，翰林齐集讲习馆，讨论生死大计：“到者百余人，主持保存者以商（衍鎏）、水（祖培）、朱（汝珍）、章（梫）诸编修为最力，主持裁署改官者以李、范、陈、高诸编修为最力，两派大肆诘辨。”[65]据胡骏日记可知翰林“来者甚夥，大率主保存衙门者居多数”。[66]于是“公定保存本署说帖，推审查起草人六员”，并公举恽毓鼎等人游说军机大臣。二十五日，公具保存翰林院说帖拟定，次日凌晨由掌院学士陆润庠、荣庆据以代奏。[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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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帖系章梫、商衍鎏、水祖培等人起草，[68]由翰林院学士许泽新领衔，签名者达90人，癸卯、甲辰两科翰林占43名。其要点如下。（1）申明翰林院不可裁之理由：“职司国史，秉董狐之笔，关系数千年以后之信史，较之新内阁之仅关系一时者不同。”[69]（2）解释翰林院不可归并内务府之理由。首先，内务府全系旗员，翰林则遍选天下人才，性质不同。其次，内务府分设七司，统于总管大臣，“堂属攸分，缺额有定”；翰林院则无堂属之分，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额，且遇朝会大典，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班在内务府大臣之上，二者体制不同。最后，“改订官制，要宜以我国之沿革为本，而取外人之长，不宜以外人之制度为本，而置我国之历史源流于不顾”。且弼德院、行政审判院、审计院等皆官制独立，直隶皇上。翰林院“实与德之博士院，英、日之博士会、学士会院制度相仿，皆以储才备用为急，自应令其独立”。总之，“内阁各部为最高行政机关，弼德院为最高行政顾问，翰林院为预备最高行政人才，按之法理，并不相妨，揆之官制统系，尤为赅备”。（3）应行变通之处。一为职掌。应厘定者有二：（甲）讲官，由翰林充任；（乙）内翰林，“旧内阁所司典礼、撰拟、收存、颁发诸务”及“稽察钦奉上谕事件”之任，划归翰林院。应扩充者有五：（甲）筹设通儒院；（乙）组织高等文官试验委员会；（丙）组织法典调查委员会；（丁）开设图书馆；（戊）纂修会典。二为官制。掌院学士仍由大学士兼充，其余侍读学士、侍讲学士，遇有相当之缺，开单请简，侍读、侍讲、撰文、秘书郎、编修、检讨各官，均以新内阁、弼德院各衙门、各直省之缺，为升转外放之途。其详细节目俟奉旨俞允，再由掌院学士妥为核订。（4）附行政统系表。审计院：监督财政机关；行政审判院：行政审判机关；内阁各部：行政机关；弼德院：顾问机关；翰林院：储才机关；内务府：皇室机关。最后，引用中外官制，立足人才储备的极端重要性，强调翰林院万不可裁并：“夫翰林一官，朝廷甄择最严，擢用亦多破格。近年设立进士馆，遣派出洋留学，本署人员几占全数，而数年廷试留学生，亦拔其尤者以授编、检各职。仰见朝廷慎重名器、奖励人才之至意。若竟予裁并，转失储才本旨，窃为国家惜之。”[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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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汉掌院学士陆润庠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单衔奏请保全翰林院，措辞极为痛切，与翰林群体公具说帖实相表里。首先，援引国家创立翰林院制度、养成人才的丰功伟绩，以及翰林院近年在派遣留学、考察政治、人员结构等方面与时俱进的成效，认为既不可将翰林院“划出宪政之外，转失朝廷用人之初心”，亦不可“强隶入皇室之中”，大失“祖宗设官之本意”。其次，一方面从翰林院的立意和功能角度，反驳针对翰林院不负行政责任的诟病：“国家意在储才，原不责以簿书之鞅掌”，之所以“使之回翔清秘”，是为了“博观政治之原，整饬风裁，备为有事折冲之用”。进而强调官制当本其“沿革风尚，不能尽相仿袭”。另一方面阐述德国博士院，英国、日本的博士会、学士会院制度，“皆所以储才备用”，“实与我国翰林院之制相仿”，故其“最高官吏往往以学士、博士任之”，盖“学养重然后识见闳也”。所以，绝不可“徒袭各国之迹象，而遗其精神，隳吾国之良规，而失其美意”。再次，从制度、国史记载方面强调翰林院的不可或缺：“《会典》记制度沿革之要，国史正万世是非之公，何一非国家政务所关。故一国之行政汇于新内阁，一国之记载汇于翰林院，未可偏废也。”最后，奏请翰林院“与弼德院、行政审判院、审计院等同为特立衙门”，并“俟新内阁、弼德院官制既定”，以一定数量的内外缺额供翰林升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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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群体公具说帖和陆润庠单衔奏折上陈之后，既定的游说方案随即付诸施行。十一月二十七日，恽毓鼎与十五位翰林会齐，“遍走四大军机之门，要求保存翰林院，均不值，各留说帖而去”。恽氏不禁感慨道：“自通籍以来，从未若此之奔竞也。可笑，亦复可怜。”[72]随后，《申报》也以《且观翰苑运动之效果》为标题，绘声绘色地报道了翰林群体为“力争保存该院”，集会筹议、上奏折、草说帖，“运动”当政大佬的种种努力。[73]这与翰林日记即时且丰富的记录可以相互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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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恽毓鼎显然颇为悲观，年末之时预计翰林院明春“必裁”。[74]不过，历史的发展并不像恽氏估计的那样。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责任内阁宣布成立，翰林院居然无恙。而且，旧内阁遭裁撤，其大学士、协办大学士还“序次于翰林院”，令翰林院厘定官制时“妥拟章程”。[75]看来翰林院不仅逃过一劫，还将旧内阁职掌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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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结果，令翰林群体不无振奋。陆润庠随即奏称“臣院官制既应保存，则职掌尤宜厘定”，尤其注重讲官、内翰林、纂修会典、通儒院、考试高等文官诸职，一一阐述。[76]与翰林群体公具说帖所列职掌相较，取消了组织法典调查委员会和开设图书馆两项。考虑到这两项职掌，修订法律馆和学部业已分别办有头绪，翰林院实难与争，主动取消自是明智之举。随后，章梫、张琴、水祖培、朱汝珍等癸卯、甲辰翰林拟订了翰林院新官制草案。首先，改订名缺。议设正一品翰林院掌院大学士二人；正一品翰林院大学士四人，以前内阁大学士充之；从一品翰林院协办大学士二人，以前内阁协办大学士充之；正二品学士六人，以现任学士升任；正三品侍读学士十人，以侍读、侍讲学士升任；正四品侍讲学士十四人，以侍读、侍讲升任；正五品宏文学士十八人，以撰文、秘书郎改任；从五品集贤学士，无定员，以编修、检讨、修撰改任；正七品庶吉士，无定员。其次，厘定职掌。“议设五处、七馆、一堂、一厅、一所、一会”。五处为：撰文事宜处、日讲事宜处、中秘图书处、典礼事宜处、供奉事宜处。七馆为：记注馆、国史馆、功臣馆、会典馆、武英殿翻书馆、国书馆、通儒馆。堂为清秘堂，内设秘书、文牍、会计、庶务四处。厅为著作厅。所为研究所。会为文官高等试验委员会。“其中记注馆以今之起居注改设。研究所以今之讲习所改设。通儒馆以今之庶常馆改设”，唯文官高等试验委员会为新制。[77]据说，内阁法制院“颇以其名目繁重为嫌”。以故，翰林院重新拟订，改设一堂、五馆，即办事堂、国史馆、记注馆、宏文馆、撰述馆、研究馆。会典馆等改名特别馆。随后由掌院学士送交法制院再加核夺。[78]总之，翰林院不仅保全，而且将旧内阁、礼部等裁撤衙门的部分职掌兼并，一定程度上扩张了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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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达致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究其原因，掌院学士陆润庠以下翰林群体的极力抗争与游说高层自不待言，此外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据说翰林出身的军机大臣徐世昌力主保存翰林院，以示不忘故旧。[79]其次，保全翰林院，关系朝章国史和典礼风教，崇儒重学、稽古考文，西方列强亦复如此。驻美公使、比较了解外情的张荫棠就据此立论，力主翰林院当改为文教院而绝不可裁撤。[80]再次，保全翰林院有现实需要，一则此时翰林群体足有一百多人，骤然裁撤，不易安置；且责任内阁成立，旧内阁势必裁撤，而其中出身翰林的大学士、学士等高官必须有所安顿，保留翰林院正可让这些老翰林“回归”，一举两得。最后，癸卯、甲辰翰林多有出洋游学经历，他们所拟的翰林院新职掌，颇用东西洋制度替自己立论，与官制改革者针锋相对。所谓翰林院与东西方列强的博士会、学士院制度相近，均是高级人才储备机关，亦不无道理。此时，翰林院自居储才机关的同时，已不再仅仅定位于人文渊薮，而是与时俱进地囊括法学、经济、商学及理工农医等方面杰出人才，体现了更大的包容性。这也是翰林院转型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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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的结局与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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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翰林院新官制即将出炉之际，武昌起义爆发。几个月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革故鼎新。1912年6月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翰林院、都察院、给事中衙门。[81]延续一千多年的翰林院至此消归乌有。6月10日，国务院秘书许宝蘅与癸卯科翰林胡大勋等人到翰林院接收，“仅一主事交印二颗，其文卷书籍皆无存者，器具则为茶役等所朋分”。[82]千年翰苑，结局一至于此。翰林院在清末立宪中得以保存，但在民国元年终遭裁撤的事实表明，翰林院虽在清末新政中遭遇空前危机，但并未亡于新政，而实亡于辛亥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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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翰林院虽被裁撤，其部分职能还是不可或缺。比如修史功能（国史编纂既不可废，新朝替胜朝修史亦是老传统），储备、培养和笼络各方面高级人才，保守传统学术文化，引领世风民情（或者说意识形态）等职能，由何种新机构承担，如何实现？仍是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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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权逐渐稳固，颇有些“复古”倾向。1914年有评论称：“前清制度几于尽复矣，名即未复，实际几尽复矣。名称与实际俱未复者，仅有一翰林院耳。然而前清所遗之旧翰林，今且行团拜礼于陶然亭，奉一二旧翰林中之有势力者隐然为该团体之领袖，其殆亦规复该院之先声欤。”[83]翰林院虽然终未恢复，但国史馆、清史馆却先后成立，清末特授翰林院检讨的王闿运和翰林起家的赵尔巽分任馆长。当局在笼络“遗民”的同时，实也恢复了翰林院的部分职能，国史馆、清史馆中人也多是前清翰林。1914年夏，当赵尔巽请王闿运推荐清史馆人才时，王氏就明言“修史当悉用翰林，方能截断众流，使廖经师、萧雷公无处安身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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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那些亲身经历了新教育的中外人士，开始重新思考精英人才的培养和选用制度，以及固有学术文化的保守和传承问题。一些学者的目光又集中到了逝去的翰林院制度。[85]钱穆在晚年也曾反思道：“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86]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发思古之幽情，但确实促使我们反思，翰林院有无可能通过转型而保留传承下来？以及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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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后科举时代，翰林院的政治色彩必然淡去，其地位下降的趋势实难挽回。但翰林院制度的立意和传统却颇有可取之处。若非辛亥鼎革后遭到断然裁撤，翰林院的转型和命运或许还有不同。继续将翰林来源多元化，不断补充新血，既守旧学，又研新知，向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转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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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因为，国家需要类似的机构，而建立最高学术文化机构也是民初有识之士的不断追求。马相伯等人筹设函夏考文苑的努力就是有名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清季最后几年的翰林院，已经是一个变化了的翰林院，这为类似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其变化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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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清季十年翰林院内部在不断跟进新学，做札记、编新书、开学会、派游学，开办进士馆、讲习馆、宪政研究所，做了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与翰林守旧、反对新政的既有面目和印象，颇有不同。其二，宣统之际，翰林院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份1910年的《玉堂谱》显示，彼时翰林院有190多人，由三类翰林组成：八股老翰林；策论考中，随后在进士馆肄业或游学、考察归来的癸卯、甲辰二科翰林；参加留学生考试授职的洋翰林，其专业包括文、理、法、工、商各科。内中癸卯、甲辰翰林人数最多，足有近百人。[87]从前文论述看，他们也是光宣之际运用旧学新知出谋划策、奔走权贵、保全翰林院衙门并争取更多职权的主力。其三，斯时翰林的专业领域和知识结构早已溢出文史范围，而聚集了法政、工商、财经、理化等方面人才。历来对留学归国洋翰林，尤其是非文科者进入翰林院批评较多，称其非驴非马。其实，换个角度看，这正是翰林来源多元化的有效途径。此外，光宣之际，特赐翰林也是一项新办法。譬如大儒王闿运、曹元弼均获此殊荣，成为翰苑人员。又比如朝廷特赐严复、詹天佑等早期欧美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以进士功名。虽非翰林，实可作如是观。总之，特赐翰林、进士均是当日各领域最杰出之才，也是翰林院补充新血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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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随着时间推移，加以讲习研究风气和相关制度的导引，翰林院就很有机会成为一个包含各学科高级人才，可以新陈代谢的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这正是翰林院转型的可能方向和路径。因此，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过程中，获得保全并扩充职掌的翰林院，若非辛亥鼎革后遭到民国当局断然裁撤，而是继续将翰林来源多元化，不断补充新血，既守旧学，又研新知，向汇聚各方面高端人才的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转型，或许也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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