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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67 然而,就在翰林院新官制即将出炉之际,武昌起义爆发。几个月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革故鼎新。1912年6月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翰林院、都察院、给事中衙门。[81]延续一千多年的翰林院至此消归乌有。6月10日,国务院秘书许宝蘅与癸卯科翰林胡大勋等人到翰林院接收,“仅一主事交印二颗,其文卷书籍皆无存者,器具则为茶役等所朋分”。[82]千年翰苑,结局一至于此。翰林院在清末立宪中得以保存,但在民国元年终遭裁撤的事实表明,翰林院虽在清末新政中遭遇空前危机,但并未亡于新政,而实亡于辛亥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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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69 不过,翰林院虽被裁撤,其部分职能还是不可或缺。比如修史功能(国史编纂既不可废,新朝替胜朝修史亦是老传统),储备、培养和笼络各方面高级人才,保守传统学术文化,引领世风民情(或者说意识形态)等职能,由何种新机构承担,如何实现?仍是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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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71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权逐渐稳固,颇有些“复古”倾向。1914年有评论称:“前清制度几于尽复矣,名即未复,实际几尽复矣。名称与实际俱未复者,仅有一翰林院耳。然而前清所遗之旧翰林,今且行团拜礼于陶然亭,奉一二旧翰林中之有势力者隐然为该团体之领袖,其殆亦规复该院之先声欤。”[83]翰林院虽然终未恢复,但国史馆、清史馆却先后成立,清末特授翰林院检讨的王闿运和翰林起家的赵尔巽分任馆长。当局在笼络“遗民”的同时,实也恢复了翰林院的部分职能,国史馆、清史馆中人也多是前清翰林。1914年夏,当赵尔巽请王闿运推荐清史馆人才时,王氏就明言“修史当悉用翰林,方能截断众流,使廖经师、萧雷公无处安身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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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73 再后来,那些亲身经历了新教育的中外人士,开始重新思考精英人才的培养和选用制度,以及固有学术文化的保守和传承问题。一些学者的目光又集中到了逝去的翰林院制度。[85]钱穆在晚年也曾反思道:“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86]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发思古之幽情,但确实促使我们反思,翰林院有无可能通过转型而保留传承下来?以及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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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75 在我看来,后科举时代,翰林院的政治色彩必然淡去,其地位下降的趋势实难挽回。但翰林院制度的立意和传统却颇有可取之处。若非辛亥鼎革后遭到断然裁撤,翰林院的转型和命运或许还有不同。继续将翰林来源多元化,不断补充新血,既守旧学,又研新知,向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转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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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77 这首先因为,国家需要类似的机构,而建立最高学术文化机构也是民初有识之士的不断追求。马相伯等人筹设函夏考文苑的努力就是有名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清季最后几年的翰林院,已经是一个变化了的翰林院,这为类似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其变化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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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79 其一,清季十年翰林院内部在不断跟进新学,做札记、编新书、开学会、派游学,开办进士馆、讲习馆、宪政研究所,做了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与翰林守旧、反对新政的既有面目和印象,颇有不同。其二,宣统之际,翰林院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份1910年的《玉堂谱》显示,彼时翰林院有190多人,由三类翰林组成:八股老翰林;策论考中,随后在进士馆肄业或游学、考察归来的癸卯、甲辰二科翰林;参加留学生考试授职的洋翰林,其专业包括文、理、法、工、商各科。内中癸卯、甲辰翰林人数最多,足有近百人。[87]从前文论述看,他们也是光宣之际运用旧学新知出谋划策、奔走权贵、保全翰林院衙门并争取更多职权的主力。其三,斯时翰林的专业领域和知识结构早已溢出文史范围,而聚集了法政、工商、财经、理化等方面人才。历来对留学归国洋翰林,尤其是非文科者进入翰林院批评较多,称其非驴非马。其实,换个角度看,这正是翰林来源多元化的有效途径。此外,光宣之际,特赐翰林也是一项新办法。譬如大儒王闿运、曹元弼均获此殊荣,成为翰苑人员。又比如朝廷特赐严复、詹天佑等早期欧美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以进士功名。虽非翰林,实可作如是观。总之,特赐翰林、进士均是当日各领域最杰出之才,也是翰林院补充新血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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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81 可以想见,随着时间推移,加以讲习研究风气和相关制度的导引,翰林院就很有机会成为一个包含各学科高级人才,可以新陈代谢的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这正是翰林院转型的可能方向和路径。因此,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过程中,获得保全并扩充职掌的翰林院,若非辛亥鼎革后遭到民国当局断然裁撤,而是继续将翰林来源多元化,不断补充新血,既守旧学,又研新知,向汇聚各方面高端人才的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转型,或许也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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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86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95]
1703088287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领导各省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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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89 本章第一节考察了癸、甲进士在鼎革之前的补缺和升迁情况。需要强调的是,还有许多癸、甲进士虽未补缺或未升迁,但并不意味着其地位低下或无事可做。事实上,在停废科举后的预备立宪时代,诸多癸、甲进士通过办学、筹办谘议局、国会请愿等“在野”活动,掌握了可观的政治文化资源,扩宽了出路,提升了地位。彼时甚至有“绅比官更有前途”的说法。[88]本节即讨论癸、甲进士与谘议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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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91 清末革命与立宪相激荡。除了立宪派的鼓动外,清政府也欲推行立宪,以消弭革命,维持统治,并摆脱贫弱,实现富强。1906年,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清廷下旨“仿行宪政”,号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之舆论”,期望“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89]次年,又先后降旨筹设资政院和谘议局。诚如研究者所言,各省筹办谘议局,为立宪派的结合和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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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93 值得注意的是,既具高级科举功名,又有“新学”背景的癸、甲进士迅速抓住了这一参与政治、抬高身价、实现抱负的良机。统计显示,癸、甲二科共涌现了35名谘议局议员,其中9人任各省谘议局正议长,10人任副议长。16名普通议员中,有李榘、吴德镇、刘春霖、陈敬第、杨廷纶、彭运斌、李华炳、周镛、顾视高等9人随后被举为资政院民选议员。此外,陈善同、胡骏二位被举为资政院各部院衙门官议员。因此,癸、甲进士任资政院、谘议局议员者就多达37人。其详情如表6-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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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295 从议长、副议长人选着眼,总共21行省中,除了奉、吉、黑、苏、闽、粤、陕、甘、滇、黔等10个省份,其余11省的谘议局正、副议长中均有癸、甲进士的身影,其中方履中、陈黻宸、汤化龙、谭延闿、杨毓泗、杜严、梁善济、蒲殿俊、陈树勋等9人担任正议长,谷芝瑞、叶先圻、沈钧儒、夏寿康、张国溶、曾熙、方贞、杨源懋、萧湘、唐尚光等10人曾任副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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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300 图6-1 甲辰科进士、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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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305 图6-2 甲辰科会元、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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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307 表6-11 癸、甲进士任职谘议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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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312 而且,1910年夏,在各省谘议局基础之上形成的更精英的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成立。该会章程即由汤化龙“起草及修改”。随后选举正、副主席,汤化龙和蒲殿俊分别高票当选。1911年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开会,谭延闿又当选主席,汤化龙当选审查长,此外8位审查员中还有癸、甲进士方贞、梁善济、萧湘3人。[91]因此,从以上两方面观察,可以说,癸、甲进士领导了各省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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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8314 从科分来看,癸卯科产生了方履中、陈黻宸、陈树勋等3位正议长,夏寿康、曾熙、萧湘等3位副议长,而甲辰科涌现了汤化龙、谭延闿、杨毓泗、杜严、梁善济、蒲殿俊等6位正议长,谷芝瑞、叶先圻、沈钧儒、张国溶、方贞、杨源懋、唐尚光等7位副议长。从谘议局议员人数统计,癸卯科为14人,甲辰科则高达21人。显然,在各省谘议局中,甲辰科进士较癸卯科势力更大。这既显示了甲辰一科得人更盛,也是甲辰科进士更为趋新的体现,可从其新式教育背景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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