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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翰林院新官制即将出炉之际，武昌起义爆发。几个月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革故鼎新。1912年6月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翰林院、都察院、给事中衙门。[81]延续一千多年的翰林院至此消归乌有。6月10日，国务院秘书许宝蘅与癸卯科翰林胡大勋等人到翰林院接收，“仅一主事交印二颗，其文卷书籍皆无存者，器具则为茶役等所朋分”。[82]千年翰苑，结局一至于此。翰林院在清末立宪中得以保存，但在民国元年终遭裁撤的事实表明，翰林院虽在清末新政中遭遇空前危机，但并未亡于新政，而实亡于辛亥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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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翰林院虽被裁撤，其部分职能还是不可或缺。比如修史功能（国史编纂既不可废，新朝替胜朝修史亦是老传统），储备、培养和笼络各方面高级人才，保守传统学术文化，引领世风民情（或者说意识形态）等职能，由何种新机构承担，如何实现？仍是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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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权逐渐稳固，颇有些“复古”倾向。1914年有评论称：“前清制度几于尽复矣，名即未复，实际几尽复矣。名称与实际俱未复者，仅有一翰林院耳。然而前清所遗之旧翰林，今且行团拜礼于陶然亭，奉一二旧翰林中之有势力者隐然为该团体之领袖，其殆亦规复该院之先声欤。”[83]翰林院虽然终未恢复，但国史馆、清史馆却先后成立，清末特授翰林院检讨的王闿运和翰林起家的赵尔巽分任馆长。当局在笼络“遗民”的同时，实也恢复了翰林院的部分职能，国史馆、清史馆中人也多是前清翰林。1914年夏，当赵尔巽请王闿运推荐清史馆人才时，王氏就明言“修史当悉用翰林，方能截断众流，使廖经师、萧雷公无处安身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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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那些亲身经历了新教育的中外人士，开始重新思考精英人才的培养和选用制度，以及固有学术文化的保守和传承问题。一些学者的目光又集中到了逝去的翰林院制度。[85]钱穆在晚年也曾反思道：“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86]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发思古之幽情，但确实促使我们反思，翰林院有无可能通过转型而保留传承下来？以及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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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后科举时代，翰林院的政治色彩必然淡去，其地位下降的趋势实难挽回。但翰林院制度的立意和传统却颇有可取之处。若非辛亥鼎革后遭到断然裁撤，翰林院的转型和命运或许还有不同。继续将翰林来源多元化，不断补充新血，既守旧学，又研新知，向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转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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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因为，国家需要类似的机构，而建立最高学术文化机构也是民初有识之士的不断追求。马相伯等人筹设函夏考文苑的努力就是有名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清季最后几年的翰林院，已经是一个变化了的翰林院，这为类似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其变化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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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清季十年翰林院内部在不断跟进新学，做札记、编新书、开学会、派游学，开办进士馆、讲习馆、宪政研究所，做了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与翰林守旧、反对新政的既有面目和印象，颇有不同。其二，宣统之际，翰林院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份1910年的《玉堂谱》显示，彼时翰林院有190多人，由三类翰林组成：八股老翰林；策论考中，随后在进士馆肄业或游学、考察归来的癸卯、甲辰二科翰林；参加留学生考试授职的洋翰林，其专业包括文、理、法、工、商各科。内中癸卯、甲辰翰林人数最多，足有近百人。[87]从前文论述看，他们也是光宣之际运用旧学新知出谋划策、奔走权贵、保全翰林院衙门并争取更多职权的主力。其三，斯时翰林的专业领域和知识结构早已溢出文史范围，而聚集了法政、工商、财经、理化等方面人才。历来对留学归国洋翰林，尤其是非文科者进入翰林院批评较多，称其非驴非马。其实，换个角度看，这正是翰林来源多元化的有效途径。此外，光宣之际，特赐翰林也是一项新办法。譬如大儒王闿运、曹元弼均获此殊荣，成为翰苑人员。又比如朝廷特赐严复、詹天佑等早期欧美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以进士功名。虽非翰林，实可作如是观。总之，特赐翰林、进士均是当日各领域最杰出之才，也是翰林院补充新血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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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随着时间推移，加以讲习研究风气和相关制度的导引，翰林院就很有机会成为一个包含各学科高级人才，可以新陈代谢的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这正是翰林院转型的可能方向和路径。因此，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过程中，获得保全并扩充职掌的翰林院，若非辛亥鼎革后遭到民国当局断然裁撤，而是继续将翰林来源多元化，不断补充新血，既守旧学，又研新知，向汇聚各方面高端人才的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转型，或许也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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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领导各省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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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节考察了癸、甲进士在鼎革之前的补缺和升迁情况。需要强调的是，还有许多癸、甲进士虽未补缺或未升迁，但并不意味着其地位低下或无事可做。事实上，在停废科举后的预备立宪时代，诸多癸、甲进士通过办学、筹办谘议局、国会请愿等“在野”活动，掌握了可观的政治文化资源，扩宽了出路，提升了地位。彼时甚至有“绅比官更有前途”的说法。[88]本节即讨论癸、甲进士与谘议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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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革命与立宪相激荡。除了立宪派的鼓动外，清政府也欲推行立宪，以消弭革命，维持统治，并摆脱贫弱，实现富强。1906年，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清廷下旨“仿行宪政”，号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之舆论”，期望“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89]次年，又先后降旨筹设资政院和谘议局。诚如研究者所言，各省筹办谘议局，为立宪派的结合和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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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既具高级科举功名，又有“新学”背景的癸、甲进士迅速抓住了这一参与政治、抬高身价、实现抱负的良机。统计显示，癸、甲二科共涌现了35名谘议局议员，其中9人任各省谘议局正议长，10人任副议长。16名普通议员中，有李榘、吴德镇、刘春霖、陈敬第、杨廷纶、彭运斌、李华炳、周镛、顾视高等9人随后被举为资政院民选议员。此外，陈善同、胡骏二位被举为资政院各部院衙门官议员。因此，癸、甲进士任资政院、谘议局议员者就多达37人。其详情如表6-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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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议长、副议长人选着眼，总共21行省中，除了奉、吉、黑、苏、闽、粤、陕、甘、滇、黔等10个省份，其余11省的谘议局正、副议长中均有癸、甲进士的身影，其中方履中、陈黻宸、汤化龙、谭延闿、杨毓泗、杜严、梁善济、蒲殿俊、陈树勋等9人担任正议长，谷芝瑞、叶先圻、沈钧儒、夏寿康、张国溶、曾熙、方贞、杨源懋、萧湘、唐尚光等10人曾任副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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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甲辰科进士、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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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甲辰科会元、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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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癸、甲进士任职谘议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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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1910年夏，在各省谘议局基础之上形成的更精英的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成立。该会章程即由汤化龙“起草及修改”。随后选举正、副主席，汤化龙和蒲殿俊分别高票当选。1911年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开会，谭延闿又当选主席，汤化龙当选审查长，此外8位审查员中还有癸、甲进士方贞、梁善济、萧湘3人。[91]因此，从以上两方面观察，可以说，癸、甲进士领导了各省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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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分来看，癸卯科产生了方履中、陈黻宸、陈树勋等3位正议长，夏寿康、曾熙、萧湘等3位副议长，而甲辰科涌现了汤化龙、谭延闿、杨毓泗、杜严、梁善济、蒲殿俊等6位正议长，谷芝瑞、叶先圻、沈钧儒、张国溶、方贞、杨源懋、唐尚光等7位副议长。从谘议局议员人数统计，癸卯科为14人，甲辰科则高达21人。显然，在各省谘议局中，甲辰科进士较癸卯科势力更大。这既显示了甲辰一科得人更盛，也是甲辰科进士更为趋新的体现，可从其新式教育背景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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