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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癸卯科进士、江苏谘议局议员孙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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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甲辰科进士、曾留学日本的江苏谘议局议员钱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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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显示，在全部谘议局议员中，“至少有149人曾经留学日本”，其中“大多数又同时拥有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传统功名。而“在谘议局的正、副议长中，有近2/5为留日出身，掌握着全部21省谘议局中13省谘议局的领导权”。[92]经过上文的考察，可知留日出身的正、副议长，大多数是癸、甲进士，加上具有进士馆和长期办学背景的癸、甲进士议长，或许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进士馆毕业和留日归来的癸、甲进士领导了各省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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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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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鼎革前后的出处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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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当数百名癸、甲进士或供职部曹，或浮沉翰苑，或主政地方，或领导谘议局，或主持兴学之时，武昌城内的炮声突然响起。辛亥革命爆发，帝制易为共和，诚中国历史千年未有之巨变。然此役虽以武力始，却以和谈终，战事持续时间既短，波及范围亦有限，仅仅数月，便结清帝逊位、民国肇建的鼎革之局。虽然不少民党元勋新贵北上参与民国政府的组建，但事实上北京政府很大程度上接收和承继了清朝的旧摊子，故民国与清朝的诸多延续性亦甚显然。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正值中年的癸、甲进士的仕途发展和人生命运。那么，作为最后的科举精英，癸、甲进士在这一既剧变又延续的历史过程中怎样自处？其分化浮沉若何？是本节欲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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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癸、甲进士人数众多，虽系科举同年，但绝非铁板一块，正如上文所述，在辛亥之前，实已分化严重。鼎革前后，癸、甲进士的出处亦极不一。尽管同样“出山”，原因、过程多种多样；即使同样不仕民国，行止亦有分际不同。因此，若笼统地讲群体，易模糊丰富的样态，如仅以个体为例，又不免以偏概全。故下文拟先将癸、甲进士的出处浮沉，按京官与外官加以论述，京官又将翰林、御史与部属分别讨论，然后就乘时崛起的代表和特点稍做申论。期望以点带面，呈现鼎革之际科举精英如何自处的复杂面貌。京官与外官区别较多，分而论之容易理解。之所以将翰林、御史与部属再分两类，是因为翰林与部属本就不无分际，而御史多出身翰林，人数无多。更重要的是，翰林院与都察院在民元均被取消，翰林与御史自然“失业”，而鼎革前的各部在民国或有承继衙门，或有对口单位，故二者处境亦自不同。当然，分类仅为论述之便，既难免有欠周延之处，行文亦互有呼应，不能十分“壁垒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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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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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下诏逊位，留日出身的汪荣宝和陆宗舆登高一望，见“匕鬯不惊，井邑无改”，不禁赞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93]然而，如此“文明”鼎革，在另一群人眼里，却是景象全非。癸卯科翰林龚元凯在路途中听闻逊位诏书，不禁“怆然志感”：“天荒地老离人泪，剩水残山故国魂。”又云：“十年内翰春婆梦，千里斜阳独客魂。”[94]不胜国亡无依之悲。前文已述，鼎革前癸、甲翰林是翰苑中的最大群体，足有99人。即使有数十人在外地做事，在京任职的仍不下五六十人。一个如此庞大的最精英的科举群体，在鼎革前后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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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武昌起义爆发后，大量京官携眷出京一样，不少癸、甲翰林在逊位之前也已出都。还在十月中旬，癸卯科翰林、广东人赖际熙眼见“武昌事起，中原鼎沸”，鉴于“闲曹冗职，无济于时”，遂携家眷“遵海南下，侨居香港”。[95]随后，癸卯科广东翰林区大典亦南下香港，与赖际熙同寓而居。[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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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逊位诏书颁下后，癸、甲进士京官，尤其是家在南方者纷纷出都回乡。癸卯科江苏翰林汪昇远、甲辰科安徽翰林李德鉴等人于1912年相继南下归乡。不久李德鉴去世。[97]癸卯科湖南翰林郭立山“辛亥弃官归，则不复问世事”。[98]癸卯科山东翰林张恕琳感慨“世局奇创”，洒泪回乡，不再出仕。[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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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被称为民初遗老的聚集地，大学士、尚侍、督抚皆备。[100]鼎革后，翰林兄弟商衍瀛、商衍鎏亦迁居于此。商衍瀛是复辟派干将，为人所熟知。商衍鎏则在德国人尉礼贤的推荐下，于1912年受聘德国汉堡大学，协助福兰阁（Otto Franke）教授创建中国语言与文化系。[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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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温肃、章梫、黎湛枝等复辟派的活动。鼎革前后，他们并未匆匆出都，但亦未久滞国门。癸卯科广东翰林温肃，于九月中旬滦州兵谏之后，先将眷属迁至天津暂避。十月，因谏阻摄政王载沣归藩未果，遂奏请开缺，但仍不离国门。清帝逊位后，温肃一方面仍任职实录馆，与同人续纂《德宗实录》、《宣统政纪》，并与黎湛枝、欧家廉纂成《德宗圣训》，另一方面，奔走于奉天、青岛、京津之间，联络同志，游说张勋、冯国璋，图谋复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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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科浙江翰林章梫此前在保存翰苑过程中甚为出力。辛亥之役，与同乡翰林前辈喻长霖“同坐危城者百余日，筹挽救之术，论出处之义”，痛惜回天乏术，“卒以孤露遗臣辗转沪渎”，[103]去上海做了寓公。章梫之所以选择上海，一则离浙江老家近，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清末他曾在上海活动多年，熟悉环境。不过，章梫在赴沪之前，还在北京留滞了一段，则因《德宗实录》未成之故。[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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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宏曾说：“清遗民留置北京，续成未竟之业，编纂《德宗实录》即为一例……清室逊国时，官员纷纷星散，实录的原稿仅成十之一二”，世续、陆润庠率领袁励准、朱汝珍、曾习经、温肃、黎湛枝等人，“一直要到1920年，整部篇幅为597卷的《德宗实录》始修缮完毕”。[105]其实，鼎革之时《德宗实录》虽未修竣，亦不至于“仅成十之一二”，所差者40余卷而已。辛亥年十二月，章梫听说总裁明年正月“拟以每卷津贴银5两，属在馆诸君修成，以报先帝之恩”，登时拍案大怒，以为类于“书估买译稿”，遂移书总裁，责以“不知大体”。壬子年（1912）正月，章梫上书实录馆总裁陆润庠，备述出处大义，并谓已辞邮传部等衙门差事，翰林院亦无经手未完之事，“欲去即去”，但痛心《德宗实录》尚有40余卷未修，“愿暂在京修竣始行”。[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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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章梫这样，愿意暂留以续成《德宗实录》的旧翰林虽不乏人，但斯时四散者已多。1912年三月，在西城头发胡同续修《德宗实录》，旧人到者仅“约半数而已”。不过，因所剩无多，诸人分纂，亦易成稿，只是总纂汇稿、总校校稿，颇费时日。几个月后，《德宗实录》稿粗成。[107]至迟在1912年七月，诸人又开始分头纂修《宣统政纪》。[108]由于实录馆纂修官乃翰林中的“精英”，从二书纂修官名单的变化，也可窥见癸、甲翰林鼎革前后的动向。现将二书修纂官情形制成表6-14和表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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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 《德宗实录》纂修官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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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 《德宗实录》纂修官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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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5 《宣统政纪》纂修官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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