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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不乏鼎革后离职出都，但若干年后又再出山的实缺部属。癸卯科安徽进士、农工商部主事李德星于1912年去职返乡，1914年经安徽民政长倪嗣冲任为行政公署秘书。[139]甲辰科福建进士林栋原是礼部郎中，1912年回乡，随后入道尹幕府，1918年又竞选为第二届国会议员。[140]二人均在仕幕之间。下文看到的张茂炯更是“再出江湖”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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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郭家声、苏舆、陈毅、王鸿兟、陈曾寿、王季烈等人均是以实缺部属挂冠去职，不仕“新朝”，那么，事实上有更多的癸、甲部属继续供职。王季烈的同年同乡单镇与章钰此前已迁居天津，“赁同院土屋数椽相依焉”。章钰系外务部候补主事，无甚职务，单镇则是农工商部实缺郎中，所以“布置就绪，回部供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工商部次长王正廷代理部务，约单镇为首席秘书兼总务厅厅长。[141]癸卯科进士关文彬等25位旧人亦随后留用工商部。[142]1912年8月，内务总长赵秉钧任命班吉本、尚秉和、顾显曾、王扬滨等前民政部的癸、甲“老人”为该部技正，继续供职。[143]相比于陈毅、苏舆、王鸿兟的挂冠去职，在邮传部到交通部的改组中，龙建章、关赓麟、何启椿、张恩寿、蒋尊祎、陈宗蕃等癸、甲进士均留任，且龙建章、关赓麟与梁士诒关系密切，均是交通系核心骨干。关赓麟更掌管重要的京汉铁路局。[144]陈毅、苏舆、王鸿兟之所以去职，固由其痛惜清亡、反对民国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观念，但或许也与人脉不无关联。1906年邮传部成立后，尚书、侍郎等堂官如走马灯。陈毅、苏舆、王鸿兟分别是张百熙、陈璧所调之人，且王鸿兟系岑春煊的幕僚。所以在唐绍仪、梁士诒掌权后，难免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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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前，在度支部任实缺的癸、甲进士最多，势力颇大。民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留任。1912年11月，财政总长周学熙呈请留用人员，曲卓新、雷多寿、栾守纲、王宗基、袁永廉等人均在其列。[145]此后为整顿财政，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财政部成立国税厅总筹备处，于各省分设国税厅筹备处。[146]在此过程中，李景铭出任国税厅总筹备处会办，与总办王璟芳主持此举。于是，原度支部的癸、甲进士纷纷出任各省筹备处处长或坐办，扮演了重要角色。表6-16就是这一情况的统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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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6 民初国税厅筹备处癸、甲进士任职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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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6 民初国税厅筹备处癸、甲进士任职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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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度支部到财政部的转变过程中，之所以如此多癸、甲进士延续下来，一方面因为他们本就在部中势力庞大，盘踞已深，且总长周自齐、周学熙都是“前清旧人”，自然倾向于汲引此辈。国务院刚成立，财政为劈头第一事，周自齐就派王璟芳与甲辰科进士曲卓新和张茂炯三位度支部旧人逐日赴国务院，以备咨询。[147]虽然熊希龄长部时引用一批“新人”，但“经历较少，势力尤差”。[148]另一方面因为赋税、盐政、会计等系专门学问，本就缺乏人才，这批癸、甲进士有的留学出身，有的在部行走多年，富于经验，故当局不得不倚重。比如张茂炯，前在度支部办理盐政事务，对其利弊了如指掌，深受载泽赏识。民元因诸事办理棘手，遂避天津不出。熊希龄多次敦劝出山，且请其甲辰科同年、度支部同僚楼思诰前往劝驾，仍坚持不允。[149]1913年任为安徽国税厅筹备处处长，亦力辞不就。不过，1914年又以“新邦多故人……谬谓能识途”，仍“入财政部，旋参盐务署事”。[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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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及审判厅是鼎革前癸、甲进士的另一聚集地。民国成立后，人员有出有进。参事麦鸿钧，实缺郎中冯汝琪、刘敦谨，实缺主事吕兴周（后在吉林任检察官[151]）已不在部。徐谦、张家骏、冯巽占、龚福焘、郑言等人或在司法部、或在平政院，保留了原来职位。徐谦曾两次出任次长，民元时以次长主持部务，尤与鼎革之际的人事变迁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进士馆最优等毕业的徐彭龄、陆鸿仪，以及留日毕业的刘远驹、杨允升等癸、甲进士亦均入司法部任职（详表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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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讨论的是，从学部到教育部的转变中，癸、甲进士的剧烈人事变动。从表面观察，清季学部中曾任实缺的癸、甲进士有陈曾寿、王季烈、恩华、杨熊祥（后外放江西南康知府）、李景濂等人，并不算多。但从深层次看，学部的图书编译局等部门实际上聚集了近二十位癸、甲进士，当然主要是翰林。袁嘉谷、杨兆麟曾相继任图书编译局局长，后来外放，自是不说。此外，据胡骏日记所载，当日调学部行走的癸、甲进士还有王寿彭、陈云诰、史国琛、水祖培、林志烜、徐潞、张恕琳、王慎贤、林世焘、胡大勋、高毓浵等人。[152]此外，章梫、商衍瀛、金兆丰、狄楼海等人均参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详第七章表7-1）。迨鼎革前后，陈曾寿、王季烈等实缺郎中先后挂冠而去。民初教育部成立后，由于蔡元培、范源廉、董鸿祎等趋新人士掌管教育部，癸、甲翰林、进士在其中几乎绝迹。所以，虽然汤化龙、梁善济于1914～1915年一度分任教育总长和次长，但癸、甲进士在教育部却无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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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7 1915年第2期《职官录》所见癸、甲进士京官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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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7是1915年的癸、甲进士京官名单。虽然其中少数人来自前清外官和谘议局，但绝大多数是清季中央各部院中的癸、甲进士。内中除了少数出身翰林外，绝大多数是部属出身。考虑到此表仅统计1915年夏季之时的京官名单，然1912～1914年曾任京官，其后外放、辞职、去世的癸、甲进士亦不乏人，在1915年之后又补京官的癸、甲进士更是所在多有，而且有的清季实缺京官在民国后做了外官。[153]所以，对照清季曾任京官实缺的癸、甲进士名单，可以得出几点认识，首先，整体上看，辛亥鼎革前后，虽亦不乏挂冠而去、不仕民国者，但各部司官中的癸、甲进士大多数在民国继续出仕。其次，从各部的情况看，度支部到财政部的转变过程中，癸、甲进士延续最大；邮传部到交通部次之；法部到司法部又次之；由于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鸿祎等趋新派掌管，原在学部兼差的癸、甲进士几乎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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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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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翰林与部属也颇受震动，但总的说来，尚身处和平环境，然而守土有责的州县官，处境就大不一样。前文已述，鼎革之前，癸、甲进士实任司道府州县官者，足有一百数十人（详表6-7、表6-8和表6-9）。但经过革命的省份，官场多进行了大换血，因此癸、甲进士中州县官大多数丢官失业。故整体来看，癸、甲进士中的外官，在鼎革之际受到的冲击最大。当然，亦有数量可观的“失业”者随后重新“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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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之前，袁嘉谷、郭则沄、杨兆麟在浙江分任司道府实缺，王寿彭任湖北提学使，方履中、邵章分署四川、奉天提学使，郭宗熙任吉林交涉使，刘谷孙任甘肃提法使，杨熊祥、王彭、张铣均任实缺知府。革命过程中，诸人基本都遭遇了丢官甚至“逃亡”的命运。王寿彭身处武昌，自不必说。新疆焉耆知府张铣死于革命暴力，最为惨烈。[154]奉天、吉林大局尚稳，邵章、郭宗熙境况稍好。身在浙江的袁嘉谷、郭则沄和杨兆麟均在独立后离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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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谷于八月二十四日在湖州听闻武昌失守，八月二十八日回到杭州，九月初一日到谘议局开会。其时谘议局议长癸卯科进士陈黻宸、副议长甲辰科进士沈钧儒及大部分议员均主独立，陈黻宸负责劝说巡防营协统贵林放弃抵抗，沈钧儒负责鼓动巡抚增韫赞同独立。[155]九月初三日，袁嘉谷面见增韫商议对策，感觉“无用兵之力，亦无用兵之理”，竟无解决之术。九月十三日上海失守的消息传至杭州，风云更紧，袁氏顿觉“满街愁惨”。这时，他亦附和和平独立。所以，当十四日在巡抚衙门聚议时，绅士数人“均有难言之隐”，袁氏虽自知下策，仍“主张剪发，改中华国，用黄帝纪年，以消众谋”。不料当晚抚署被焚，杭州城全归民军。十五日袁嘉谷即命夫人携眷先赴上海，次日袁氏亦抵沪会合。[156]陈曾寿于八月下旬护眷自武昌抵上海，后来说“各省逃官”皆集于沪。[157]袁嘉谷也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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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在革命中丢了官，但上述诸人都是癸、甲二科中的佼佼者，鼎革之后，除了刘谷孙和去世的张铣，其他人均仕民国，且多能左右逢源。郭则沄、邵章、杨熊祥、王彭后来皆任京官。方履中任四川道尹。郭宗熙鼎革后再仕吉林，宦途颇显，官拜吉林巡按使。袁嘉谷和杨兆麟均当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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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革命洪流中，癸、甲进士中的上百名实缺州县丢官者更多，并有人不幸死于兵乱之中。癸卯科湖南进士黄兆枚，原是吏部主事，在辛亥年吏部被裁后，改官直隶州知州，分发安徽，不料甫至即遇革命，痛吟“得官偏遇国亡时”以归。[158]与黄兆枚尚未补缺不同，其同乡同年黄纯垓系直隶交河知县，逊国诏下，颇有亡国之痛：“鄂变发生，各省响应，曾不数月，遂致国体改易，三百年之帝统，四万里之领土，一旦倾覆，亡也忽焉，哀哉此祸，亘古未闻。余官虽微者也，当此覆地翻天，朝社奇变，岂能漠然视之，而不一动于中也乎。”又云：“新旧代谢，士夫倾向，人各不同，余亦自有志耳。今逢岁除，而辞位诏下，报纸传到……今日何日，盖故君之思，亡国之痛，大清已矣，有心人念此，无穷期矣。余独何心，能不悲哉。”[159]不久，交卸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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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并无战事，黄纯垓之去职，自由其出处大义使然。两湖、四川等地颇有交火，暴力甚多，湖南浏阳知县、癸卯科进士钟麟全家殉难。[160]此外丢官归乡者更多。甲辰科四川进士苏兆奎，“历任湖南宜章、零陵等县知县，靖州直隶州知州，保升知府，捐升道员”，鼎革后回川，办理团防。[161]甲辰科陕西进士田明理，曾任四川灌县知县、署绵竹知县，鼎革后回到陕西，经巡按使委充公署内务科科长。[162]类似的例子尚多。此外，自然也有继续任职的癸、甲进士州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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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官在鼎革前后出处浮沉的样态甚为丰富。不过，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类：鼎革前后升迁他调、继续任原地原官、去职后绝意仕进、丢官后寻求再出。表6-18据可靠材料，统计了癸、甲二科进士中的65位州县官，在鼎革前后至1920年代初的变动情况。由于资料有缺，且难以穷尽，未能统计进来的当仍不少。但据此表统计出的几组数据，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癸、甲进士中的州县官在鼎革前后出处浮沉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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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65位州县官约占鼎革前癸、甲二科实缺州县官的2/5，这既有资料不全的因素，亦说明许多州县官在鼎革中或被迫丢官、或主动去职，且民国后未再出山，因此在官场没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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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鼎革前后仍在同一省任知县和知事的癸、甲进士仅有23人，占65人的1/3强，且受革命波及较小的直隶一省就占9人之多，足以说明癸、甲进士州县官在鼎革之际受到了巨大冲击，许多人丢了原缺。且直隶一省虽有9人之多，但考虑到直隶在鼎革之前，癸、甲进士实缺知县高达20多人，于此亦可见即使直隶这样相对和平的地区，州县官在鼎革前后仍发生了剧烈变动。虽亦有像吕调元那样，由天津知县直升观察使、巡按使者（详下文），但更多的应该是像黄纯垓那样，由知县任上去职交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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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癸、甲进士州县官在鼎革中大量丢官，但回乡之后，一些人在本籍处于仕幕之间。且民国官员不再严格“回避”，所以不少人辛亥回乡后，在本省任知事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