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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科进士陈黻宸于1913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中国哲学门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又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陈钟凡、冯友兰等后来的著名学者，均曾颇受教益。[47]1916年，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进行学科改革。陈独秀主张“教授科目与其程序皆应与世界普通之分类相合”，故“经书当依其性质分列文学、史学、哲学之中，不必再存经学之名”，欲以西学分科条理经学。陈黻宸对此大为反对，认为“经为中国所特有，故无妨即特存经学一部”。[48]可惜，陈黻宸不久病逝，而“与世界接轨”的分科潮流也势不可挡，其主张自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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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秋，辅仁大学一成立，癸卯科进士、著名诗人郭家声即任教授。先是，英敛之创办辅仁社，以便天主教徒进修中国文史，郭家声即在辅仁社讲学，与辅仁系统渊源甚早。[49]据郭氏自述，其于1924年10月开始在辅仁学校讲学，直至1941年辞去辅大教席，真可谓“一刹那经十七春”。[50]郭家声以诗名，早在1916年就印成《忍冬书屋诗集》6卷。1918年，诗集经教育部审查为学术著作合格者。因合格者仅67人，首列者为王树枏，其余知名者有马其昶、柯劭忞、江瀚、姚永朴、姚永概、宋伯鲁、刘师培等，皆一时宿儒，故入选颇不易易。京兆地区得3人，郭家声身列其中，他在日记中不无得意地说：“北人素不好标榜，而京兆能有三人，亦云盛矣。”[51]迨1930年，任教辅仁大学的郭家声将其诗集再版，收诗至1929年，增订为8卷，辅仁校长陈垣、同事刘半农分别题写封面和扉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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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6年《忍冬书屋诗集》初版之际，郭家声就对西学东渐、世变日亟的大势下，诗坛的现状颇为悲观。他说：“诗教至今日，其陵夷衰微盖已久矣。一切烦促、噍杀、淫哇、杂缛之音，罔不竞作，有心世道者，于以觇时变、镜人心，知其由来积渐必极于是，而非一朝夕之故也。西学东渐，为者益鲜，风雅坠地，怵目骇心。古哲鸿制，方将弁髦，单集小文，益同苴土。间有二三畸士，志存竺旧，亦且独弦哀歌，倡焉寡和，则夫四始五际六义八病之说之阒绝于来兹，盖可逆而睹焉。”不过，他对自己的诗却颇有自信，在说过“明知于古哲所诣，万不逮一”的谦辞后，便申言：“要之，击壤俚语、随园侧体、定庵外道”等旁门左道，“则差可免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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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出身的郭家声，不仅对古典诗歌的“衰歇”满腹牢骚，而且对学校时代的国文教育甚为忧虑。就在《忍冬书屋诗集》初版、再版之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白话诗流行一时。郭家声对此极不以为然。1930年4月21日，辅仁同事尹炎武指出林纾、吴昌硕、李瑞清等名人的语病笑话，郭家声认为“皆切中其病，可见负盛名者，均不免有此失”。不过，他话头一转，开始猛批学校中文教育的失败与白话诗文的弊病：“然近今十年来，学校中所造成之新国学家，其文义不通，尤有过于此者。更羼以白话诗文，益复疵瑕百出。”进士出身的他意犹未尽，忍不住要将科举与学校比较一番：“科举时代，不甚讲中国文法，其不通者在学术，不在文词。学校时代，课目列入中国文法、文典等，而学生之于文词，其不通乃更甚于八股先生。此其故可深长思之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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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声不仅在日记中私下批评新文学，在公开场合亦不忘调侃一番。1934年，刘半农赴绥远考察方言，不幸染回归热，送至北平协和医院后不治身亡。郭家声与其同事有年，颇有交谊，撰一挽联曰：“躯命厄遐荒，斯人竟误刀圭药。文章出游戏，当代偏崇钉铰诗。”郭氏颇自负于此联之妙，他在日记中写道：“措词用意尚能贴切，将来送往追悼会，不识当代诸文学、国学家有能识此联者否？”[55]古代论诗者常称通俗滑稽诗为张打油、胡钉铰，[56]此处胡钉铰语意双关，殆指胡适提倡的白话诗。通过此联，郭家声抵拒白话诗的意态便跃然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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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郭家声又将1930～1942年所作的420首诗结集出版，题为《忍冬书屋诗续集》。有评介称“近代北方诗人，以胶西柯凤孙、新城王晋卿二老为尊宿，由其积学富而取径高也。二老既倾，坛坫零寂”，郭氏“清修笃行，余事为诗，足为河朔英灵生色”。[57]在癸卯科同年尚秉和看来，“诗文者，道德之阶，而国家之元气也。故其事恒与世运相升降”，然今世为考据者，为小学者，为训诂、笺注者皆有人，“而独于风俗运会攸关之文章大业，日益衰落，不可制止”。他因而对斯文之丧抱有极度的隐忧：“由是以推，琴石（郭家声——引者注）之诗，在今日叹其为之勤、业之精，再十数年，恐后生学士不惟不能为，且并不能读矣。此则不能不为斯文惧也。”[58]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可谓不幸被尚氏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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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科榜眼左霈，清末外放云南丽江知府。民国以后，脱离政海。1914年任蒙藏院办报处总编纂。[59]后于1918年入教清华学堂，直至1928年离开清华，南下香港。[60]1925年《清华周刊》有报道称：“国学教授左雨荃（左霈——引者注）先生日前为其公子完婚……教职员咸往庆贺。”[61]在1925～1926年度、1927年度清华国文学系的教师名单中均有左霈。从1927年的课程设置可知，左霈与朱自清为大学部二年级开设共同选修课“中国文学书选读”。该课6学分，全学年上课，每周3小时。其课程介绍曰：“中国文学以诗词文艺为主，按学程所定用书凡六：曰《诗经》温柔敦厚、感人最深；曰《楚辞》精诚内结、词采外敷；曰《文选》专尚文雅、辞藻极富；曰《文心雕龙》分类引义、评论精审；曰《词选》意取婉约、采择甚精；曰《十八家诗钞》体兼古近、文质炳如。由学生先后选读之，于吾国古代文学可得其概矣。”故教科书即采用以上六书，学生任选一种。[62]可知左霈所授内容，全系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授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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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大学，癸卯科进士、山西人狄楼海传授经史、国文之学，而癸卯科进士、湖南人易顺豫（即易顺鼎胞弟）亦在1920年代讲学于此。易顺豫后来离开山西大学，在上海讲学，曾于1929年担任上海东亚大学国文学系主任。[63]随后，癸卯科翰林、曾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的浙江人孙智敏，亦于1933年代理之江大学国学系主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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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20年代严修在天津创办崇化学会国学专修学校，癸卯科进士、著名学者章钰受聘主讲席，“培养了一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才”。据说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天津一些中学里的优秀文史教师，不少都出自崇化国专。当代著名史学家蔡美彪先生也间接受惠于此。[65]癸卯科进士、苏州人单镇，于1929年受唐文治邀请，在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授“《诗经大义》、《史通》、《东塾读书记》、《杜工部诗集》，兼课丁班《国文大义》，每两星期课以作文，批改课卷一百六十余本”。就中《诗经大义》由唐文治编定篇目，分伦理、性情、政治、社会各16篇，农事6篇、军事15篇、义理10篇、修辞8篇，由单镇分期演讲。单镇则“为之采择传笺，别作注释，每篇后标明诗旨……分列八卷，冠以纲要一卷”。该讲义“简要可诵，颇为精核”，以此讲授，学生均能领会，唐文治“大加称赏”，嗣后由高燮印入《葩庐丛书》。可惜单镇三个月后突患颈疾，遂辞去教席，回家静养。[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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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科状元、宣统年间做过湖北提学使的山东人王寿彭，在1926年山东大学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25年4月，张宗昌督办山东军务，7月并兼山东省长。据说张宗昌“对前清本省之科甲出身者极为重视”，而张作霖又素重王寿彭之为人，“力为推毂”，故王寿彭被任命为山东教育厅厅长，于7月3日走马上任。[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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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1日，王寿彭受命取消了山东原有的法政、医学、矿业、商业、工业、农业六所专门学校，以及省立第一（济南）、第二（东昌）、第六（曹州）、第十四中学附设的高中班，以此组建山东大学。除文科暂不招生外，令六所专门学校的本科、预科学生升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农、工、医、法四科，四所中学的高中生升入山东大学附设之高中，按照学生肄业年限，分编相当班次，五年内不收学费。大学经费即以六所专校和四所中学之高中班的经费充之，而各校七、八两月之经费及大学筹备费，则作为山大的开办费，财政上亦不十分拮据。大学本部即设于南关趵突泉工业专门学校原址。如此一转移间，已“酝酿四五年”却颇觉难产的山东大学遂告成立，王寿彭兼首任校长。有评论称：山东大学“果能如期成立开学，是亦张宗昌到鲁年余以来差强人意之事，亦鲁人不幸中之大幸也”。[68]山东大学之设，与主政山东的张宗昌的取向自然分不开，但主持山东教育事务，兼任山东大学校长，筚路蓝缕，具体负责的王寿彭，无疑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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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1日，山东大学正式开学，学生共1046人，分为40班。据说王寿彭为了堵住反对者之口，拟邀北京教育名流出任各科学长，文科学长即请梁漱溟，可惜未果，王氏遂自兼文科学长。[69]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入山东，张宗昌垮台，王寿彭也离职而去。值得注意的是，在山东大学成立一年之后，北京政府潘复内阁的教育总长刘哲，亦受命合并北京国立八校为京师大学校，且刘哲亦以教育总长兼校长，[70]几与山东大学之成立如出一辙。由于京师大学校起用了江瀚、孙雄、史鼐等“旧人”，且采取了禁止白话文、禁止学生入党、整顿学风等“反新文化”举措，后来人多讲此一段北大历史为复古逆流。考虑到北京大元帅府内张作霖、张宗昌、潘复、刘哲的地位和角色，则山东大学与京师大学校之成立和运行，实体现了当时北方主政者与“旧派”学人的办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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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癸卯科进士、经济特科“状元”，宣统年间曾任浙江提学使的袁嘉谷，在云南东陆大学及其后身云南大学教授国学多年。他的高徒张连楙曾记述讲学盛况：1923年，“云南初办大学，校长董雨苍（董泽——引者注）君聘先生主讲国学，每周两点钟。听众全校学生外，好学之士往往临时加入，面叩笔录，至公堂可容五六百人，座常为满。先生所授以经学为主，旁及考据、词章、义理，因材施教，不限一科，命诸生各习所好，期其大成。至暑假则专讲诗法，一日不辍。下课后，诸生趋前问难，至绕膝两三点钟始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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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谷曾有一篇题为《史学谈》的演讲，颇足代表他的史学思想。首先，袁嘉谷对钱玄同、顾颉刚等新文化派学人倡导的疑古思潮颇致不满。他既反对今文学派为了托古改制而推翻尧舜的讲法，更对顾颉刚“大禹是爬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一则担忧，“如此说来，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降至三千年去了”；再则批评道：“读书本应怀疑，但一味的怀疑，那末真理就永无发明的一日了。”其次，袁嘉谷认为中国之所以立国长久，盖有三因：除“素重君权，君相借赏罚以维持治绩”，以及“因果报施愚民之说，以救济一般人民”之外，作用更大、势力最大的正是史学家。“因为史学把当时的大忠大信或大奸大恶的人事，都一一记了下来，传之后世，使后世之人得而批评。设使没有史学家的记载，那末穷凶极恶的人，更得无所忌讳了，故史学家是很重要的。”可知袁嘉谷非常看重传统史学的褒贬功能。最后，他很推崇《资治通鉴》，认为“记叙得宜，探讨最精。另有考异，辩证既多，征信亦确”，因此如果整理中国史，“应当师法于此”。同时，袁氏认为整理国史，还有三事须注意：一是废弃正统，按年记叙，“免却正统纪年的无谓纷争”；二是减少名讳，国号、庙号、徽号、年号一概取消；三是“帝王一家之事皆可不管”。他认为如此编纂历史，“则眉目必十分清楚，且深合平民精神”。此外，在本纪、列传、世家之外，须加入几类：“第一是开物成务的。第二有功德于民的。第三是安内攘外的。如班超、张骞、郑和这些都是应当详细记载，竭力表彰的。”更重要的是，儒林之外，“史学家也要特别表彰的，因为没有史学家，就无所谓史学了，所以应当要特别尊重他们”。袁嘉谷特别强调他所谓的“史学家，乃马、班、陈、范、荀悦、王隐、臧荣绪、王劭、裴松之、裴骃、李德林、李百药一流，并不是坊间书集中的那些作汉高帝论、留侯论、秦皇汉武合论的词章家”。[72]看来，袁嘉谷一方面受新史学影响，排除帝王，注重平民，但另一方面也非常看重中国传统史学的褒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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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癸卯科翰林赖际熙、区大典与胡适、许地山等新文化学人在香港大学的交锋，可以看作最后的进士传承旧学和抵拒新文化运动的典型事例。第六章已述，辛亥鼎革前后，赖际熙、区大典等粤籍翰林携眷出京，但并未回乡，而是寄居香港。1913年香港大学文学院成立后，赖际熙与区大典受聘港大，讲授中国经学与历史课程。[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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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方蓬勃兴起，并向南方传播之时，赖际熙、区大典鉴于港大“中西并习，畸重畸轻，立格既严，造才转隘，乃思广其途以育士，宽其格以储材”，于是成立了国文大学专科，欲以经史为经，以政治为纬，昌明正学，延道统，存人心，造通才。[74]似有针对新文化运动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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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1923年，赖际熙又召集癸、甲同年，“仿广州学海堂之例”，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聚书讲学，欲以此“宏振斯文”。[75]此后在赖际熙等人推动下，香港大学于1927年成立了中文系，赖际熙、区大典成为专任教授，分别讲授中国历史与经学，赖氏并扮演系主任的角色。1929年以后，他们先后将其癸卯科同年温肃、朱汝珍聘至港大中文系，担任中国哲学与文学教授。这样，港大中文系就成了癸、甲广东翰林的一个聚集地。诸人在港大中文系以中国经史课程为主，强烈拒斥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76]1932年，赖际熙因年事已高退休，而区大典仍在任教。然而，港大当局在此前后正酝酿中文系的课程改革。北大史学系教授陈受颐等新派人物被邀请来港大提出改革建议。1935年，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南下，更在港大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胡适激烈抨击港大的中文课程和教学，说港大的“文科比较最弱”，中文教学完全掌握在几个旧式科举文人手里，完全脱离于中国大陆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经历的中文教学改革大潮。1935年9月，在胡适的推荐下，新文化学人、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入主港大中文学院，随即进行课程改革，取消了经学的独立设置，将其分解于文、史、哲课程板块之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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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地山改革之初，区大典虽未被解聘，但课程钟点和薪水都受到削减。赖际熙、区大典此前的学生，此时协助许地山改革的陈君葆，周旋于许、区之间，在日记中颇记录了当日“新旧”此长彼消之原委。[78]在1937年1月11日欢送区大典的茶会上，双方还在针锋相对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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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先说：“欢迎易，欢送则难，因为欢送时的情感，总是不欢的。”区大典接着有针对性地“慨夫言之”：“古人七十而致仕，故尔也应告退。这廿多年来长大学的教席，不曾造就甚么特出的人材，殆因自己学问疏浅的原故。”而许地山的答词也颇有讥刺：“区先生去我们都有点舍不得，但想到他年事已高，又不敢烦他老人家同我们班少年人在一起厮混了。”港大当局负责人的发言，则承认中文学系当年筹款，全是赖际熙的功劳，而目前改革方案的实施，区大典等旧式科第教授，“遂成了过渡期间的牺牲者”。[79]至此，新文化的浪潮后来居上，赖际熙、区大典等癸、甲进士在港大传承经史诗文旧学和抵拒新文化的努力便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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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癸、甲进士还有直接参与和推动海外汉学的活动。甲辰科探花商衍鎏在鼎革之际丢了官，后迁居青岛。1912年在尉礼贤的推荐下，商衍鎏受聘于德国汉堡大学，协助著名汉学家傅吾康之父福兰阁教授组建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系，直到1916年离开汉堡回国。[80]福兰阁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商衍鎏：“一位知识极为丰富又最可信赖的中国帮手，他为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帮助。”与此同时，福兰阁用西学框架研究中学，所以强调受过所谓的现代科学训练，因此在他眼中，“商衍鎏还不能算作此类新式学者”。同时，福兰阁注意到，“商衍鎏的接受能力非凡，全身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故对每个新问题“很快就能发现有价值的材料”。但在变化了的环境里，商氏“对自己拥有的丰富的经院知识评价并不过高”，曾一再肯定“欧洲汉学家比中国文人更懂得利用中文原始材料”。当然，商衍鎏在汉堡大学领略到了欧洲汉学家的特长，说此话时自有几分真心，但“寄人篱下”，说几句恭维话，也在情理之中。无论如何，商衍鎏的中国古典知识对像福兰阁这样的西方汉学家，“却常常具有重要的作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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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商衍鎏晚一些，癸卯科进士王天木于1920年受聘美国夏威夷大学，担任中国历史与文学教授，当日《申报》报道称：“前浙江高等检察厅厅长王天木君，为美国夏威夷大学聘请，任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科教授，定于今日乘中国邮船公司轮船中国号放洋。王君为北京人，原籍浙江，前清癸卯科进士，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历任政界、司法界、报界各要职多年。对于中西文学、历史、哲学及一切政法诸学，深有研究。此次赴美任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教授，定能于中美二国文化上有所尽力也。”[82]作为癸、甲进士的代表，商衍鎏与王天木分别在德国和美国进行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不可谓非中国科举精英的流风遗韵在西方学界的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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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民国时期在大学任教的癸、甲进士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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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国时期，也有一批癸、甲进士活跃在一些类似书院的机构中，继续着传承旧学的工作。七七事变之后，一批科举“老辈”在北平成立了古学院，意欲通过招生讲学、整理研究古籍、研讨学术等活动，“保持固有文化”，阐明发展“古代遗传之学术艺术”，使其流传不坠。其中郭则沄、甘鹏云、高毓浵、田步蟾、李景铭等癸、甲进士均是其中要角。在古学院学人整理校勘的古籍中，尤以《敬跻堂丛书》八种为代表，郭则沄对此颇多贡献。[83]古学院与表7-2所列大学有所不同，似介于书院与学校之间。在此前后，郭则沄还“兼领国学书院”，在“物色研究院新生”时，曾特致函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请其介绍辅仁大学文科毕业生二三人，“以文科或史科优美者为合格，月致津贴”。[84]在大学、书院之外，亦不乏设帐授徒的癸、甲进士。1930年8月15日，癸卯科翰林陈云诰为人题主，贺葆真为襄题，得知陈氏“民国以来授徒自给”。[85]九一八事变之后，癸卯科进士、精研易学的尚秉和“在京寓为生徒讲《易》”。[86]抗战期间迁居四川的商衍鎏，见到了同年川人衷冀保和贺维翰，因“两人均授徒讲学”，所以商氏赋诗赠其曰：“抱残守缺经生志，马帐诗书启后贤。”[87]这样的情况想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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