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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南三社的成员与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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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南三社虽然并称，其实成立有先后，主人各不同，成员同异参半，社作有别，流派自分，故值得稍做比较，以明当日诗社的派别分合和风气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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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诗社专作诗钟。相传诗钟产生于福建，后流播于广东、两湖、江浙、京师等地，晚清时期已在文人士大夫中间颇为流行，至民初尤盛。其体格大抵分为建除体和赋物体。建除体又称嵌字体，“拈取平仄各一字，分嵌于第一字者，曰凤顶，亦曰一唱”，比如“陆、名一唱”，关赓麟有句云：“陆沉一洒诸人涕，名殉难忘烈士心。”分嵌于第二字者曰“燕颔，亦曰二唱”，比如“路、当二唱”，罗惇曧有句云：“无路请缨怜弱冠，何当剪烛待平明。”此下嵌字递推，分别叫鸢肩（嵌于第三字，即三唱）、蜂腰（四唱）、鹤膝（五唱）、凫胫（六唱）、雁足（七唱）。比如“白、宫七唱”，袁励准有句云：“历下才人传曳白，胜朝大案说移宫。”此后争奇斗艳，花样翻新，又将两字嵌于不同位置，比如“一嵌于上句之尾，一嵌于下字之首者，曰蝉联格”，将一字嵌于上句之首，另一字嵌于下句之尾者，曰魁斗格，一嵌于上句第二字，一嵌于下句第三字者，曰轱辘，一嵌于上句第三字，另一嵌于下句第二字者，曰卷帘，甚有将三字分嵌于两联者，不一而足。赋物体或称咏物体，又分分咏、合咏两格，“凡一事一物及人名地名，择其轻重宽狭，雅俗虚实，最难配置者命题”，为分咏格，比如“王荆公、蟹”一题，高步瀛咏道：“是谁作俑三经义，笑尔横行一世雄。”“如仅命一题，作一联对句者”，为合咏格。此外又有变体曰“笼纱”、“晦名”等。[136]寒山诗钟社诸体兼作，而以“建除体为最多”，“盖命题积久而易同，用思因难以见巧”。[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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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钟又分闽、粤二派，互相争衡。宗威曾总结道：“诗钟作法，大概分为闽、粤两派，湘派与粤派相近。粤派尚典实，闽派尚性灵。典实派简称为典句，性灵派简称为白句。尚典实者，率诋闽派为空疏。尚性灵者，率诋粤派为板滞。实则源分流合，各有专长，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非定论也。”[138]杨寿枏亦指出：“诗钟一体，闽、粤人最擅长，闽派以雅隽为主，粤派以典丽为宗。近年都下著名之寒山社，则粤派也。”[139]寒山诗社既由粤人关赓麟兄弟主持，其中巨擘易顺鼎和樊增祥又系两湖诗人，与粤派相近，故该社为粤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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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寒山诗社社友的省籍分布来看（详表7-3、表7-4和表7-5），该社成员几乎各省皆有，显示出京城第一大诗社成员来源的广泛性。但在诗社最盛的1913年至1914年，广东人占据了诗社成员中的压倒性多数，湖南人紧随其后，从人员构成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寒山诗社的粤派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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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寒山诗社社友省籍分布之一（截至1914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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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寒山诗社社友省籍分布之二（截至191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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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寒山诗社社友省籍分布之三（1915年2月至1917年11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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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15年2月到1917年11月期间，社友明显减少，尤以广东人为甚。究其原因，厥有二端：一是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后，许多粤籍国民党议员及相关人士随后纷纷出京；二是1915年6月关赓麟被劾卸任京汉铁路局长，随后寒山诗社迁出京汉铁路会原址，加以人事纠纷，赴社之粤人遂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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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癸、甲进士在寒山社中颇占重要位置。表7-3、表7-4和表7-5显示，癸、甲进士在三次社友统计中，分别为11人、20人和10人，分别约占社友总数的1/8、1/8和1/10。除了社长关赓麟外，郭则沄、何震彝、顾准曾、朱汝珍、温肃、林步随、何启椿、李景濂、吴璆、饶孟任、刘敦谨、王揖唐、袁嘉谷等人皆是个中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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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福建人多诗钟好手，寒山诗社成立最初两年，闽籍社友总数仅次于粤籍，但在1915年2月至1917年11月的“动荡期”内，闽人也流失数人，连郭则沄都未再赴会。这或许与社址迁移和人事纠纷有关，但另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有二，一是闽、粤流派之争，二是有大力者欲扭转京师盛行诗钟（类似联语）之风，回归作诗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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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闽人陈衍（石遗）和郭则沄。闽派陈宝琛诗钟最工，某次颇赏一卷，“而同社非闽派者，皆不以为然。即闽派中之陈石遗，亦不谓然”。原来陈衍称颂另一卷，但“同社皆谓此童子初学对偶所为”，[140]令陈衍不无尴尬。其实，陈衍对民初“都下最盛诗钟之会”的状况颇有意见，自称“余颇苦之”，故与樊增祥、左绍佐、周树模、江瀚、易顺鼎、俞明震、吴士鉴、梁鸿志、黄濬等人另立春社，赋诗而不作诗钟。[141]前文已述，樊樊山于1915年入都，而俞明震于1918年去世，所以春社约在1916年至1917年活动，正是寒山诗钟相对萧索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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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则沄也曾明言不喜作诗钟，[142]民初颇思恢复其先辈所创的击钵吟，以自张门户。这是他创立蛰园诗社的重要考量。据说“京朝士大夫退食之暇”，以诗歌为乐，乃“百余年来风尚”。其间虽“体裁屡变”，独闽籍先辈“所创之击钵吟”流传弗替。尤其自前湖北巡抚郭柏荫以至郭则沄，四世皆参与击钵吟雅集，以故士流津津乐道，谓击钵吟乃郭家所擅。所以郭则沄颇以恢复振兴击钵吟自任。郭氏有一段自述，既描述了清末民初京师诗社风气的变迁，也道出了其创立蛰园诗社的缘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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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髫龄侍宦，宣南每集，辄一效为（击钵吟）。先公（郭曾炘）亦乐许之。一日大雨，诸父执咸集，檐溜淙淙，与吟唱互答。诗罢，积潦平阶砌。呼奴子负客出，相顾为笑。会重葺虎坊新馆（福州新会馆）成，辟榕荫堂为觞咏地，每岁首张灯夺锦，传唱至夜深，挈载以归，未尝不乐而忘倦也。庚子奉母避乱而南。癸卯（1903）再至都，犹时与吟。己酉（1909）自辽幕外简，省亲京邸，则时彦方尚折枝（即诗钟），此事几废。国变后，折枝益盛。林丈畏庐尝以余言一举社事。陈子仲骞之联珠社，关子颖人之稊园社，亦先后并作。余竟不获继乡先辈余绪，勉图修举，心窃愧之。庚申（1920）蛰园成，请于先公，集社于园之结霞阁。入社者不限乡籍，月一集，集必二题，寒暑无间……樊山丈执牛耳，好典博，浸成风气，与乡先辈标格小异，然亦极一时之盛矣。[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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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季闽籍京官曾经的击钵吟活动，给郭则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民初诗钟盛行之时，稊园诗社、联珠社虽也有击钵吟节目，说明喜新厌旧的士人好尚已在渐变，但是，像关赓麟主持的稊园诗社只是以诗钟兼击钵吟而已。况且，由“外省人”接续闽人先辈创立并擅长的击钵吟活动，令郭则沄“心窃愧之”。因此，郭氏1920年创立蛰园诗社，决计专作击钵吟，既是追寻和恢复闽籍京官击钵吟诗的“传统”，也是对宣统以来北京盛行诗钟风气的一种反动。蛰园诗社成立后，声名鹊起，得与老资格的寒山、稊园鼎足而三，也折射出1920年代京师诗社风气从诗钟到击钵吟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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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钟为两句，似联语，甚至有意与诗句区别。所以樊山曾说：“同人谓作诗钟，以不似诗句为佳。”[144]与此相对，击钵吟则是“赋诗”，具有“命题限韵，斗捷夸多，因难见巧”的特征。[145]命题有景、有人、有物、有事，多涉典故，比如“小斜川”、“苻坚母祈子西门豹祠”、“明思宗撤洪经略祠祀观音大士”、“王摩诘画雪里芭蕉”等。赋诗为七言绝句，比如“柳敬亭说书”限“讥”韵一题，樊山赋诗曰：“池北谈馀偶见讥，两生行里极歔欷。梅村厚汝渔洋薄，义士屠沽孰是非（渔洋谓其人与屠沽无异）。”郭曾炘诗云：“纵横捭阖此才稀，一别恩门泪满衣。易代休夸吾舌在，茸城悍帅不堪依。”丁传靖诗曰：“宁南座上掉锋机，才出吴陵姓已非。一样绛云楼下妾，春风爱傍柳依依（敬亭与柳如是皆托姓柳）。”[146]相较于游戏色彩更浓的嵌字诗钟，击钵吟更像是七言绝句创作，因题目多含典故，似可寄托更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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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园诗社社友共计80人，癸、甲进士有8位：郭则沄、关赓麟、靳志、温肃、郭宗熙、胡嗣瑗、何启椿和林步随，均为名手。若从省籍来看，福建人自然最多，足有20多位，占1/4强。不过，蛰园社作的“标格”与清季纯正闽派已有距离，毕竟经历了鼎革前后十余年的流衍。[147]前文已述，郭则沄认为这是樊山好典博而社友附和的结果。1928年八月十六日，郭曾炘在翻阅宣统元年闽籍同乡的击钵吟稿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诸人“笔阵纵横，各极其才思，大都以造意为主，不以隶事为能，与今之稊园、蛰园风气迥别，洵为闽派正宗，亦可谓极一时之盛。曾几何时，而地坼天崩，风流云散”。[148]三个月后，郭曾炘驾鹤仙去，盛极一时的蛰园诗社亦随之消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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