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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枢臣瞿鸿禨等筹划诏开进士馆之时，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督抚也在串联着推进三科递减渐废科举。其实，从1901年开始，在改、废科举过程中，趋新督抚就形成一个交互激进的模式。1901年袁世凯之所以在新政复奏中提出用实科彻底取代旧科举的主张，就颇因张之洞的助推之力。[2]随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递减科举方案，也受到陶模、袁世凯的“启发”。刘坤一去世后，袁世凯旧事重提，拟定三科递减奏折，会同张之洞于1903年陈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诸多京官的强烈抵制。当年张之洞进京，努力半载，最终实现了三科递减方案。[3]故1903年至1904年的三科递减一事，出头在袁世凯，达成却是张之洞。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私信中就说：“此老（指张之洞）竟将科举办减，近日称赞不去口。”[4]可是，仅仅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又联络奏请立停科举，结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1905年亦甚特殊。因为有恩科及庚子事变的冲击，科举考试的年份被彻底打乱，其中1901年至1904年，乡试、会试连绵举行。同时，按照此前上谕，1906年、1907年将分别举行乡试和会试。所以，从1901年到1907年，只有1905年没有乡、会试。鉴于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5]因此，除了议修京师贡院和王文韶出军机等因素外，[6]对于趋新督抚来说，1905年确是奏停科举的最佳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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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督抚请废科举，经历了一个从分奏到联衔的过程，体现了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在辛丑议复新政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本欲联衔会奏，但中枢示意分奏，所以最终刘、张二位参预政务大臣联衔会奏，其他督抚则单衔复奏。[7]迨1903年奏请三科递减，袁世凯、张之洞本欲多拉几位督抚以壮声势，周馥、端方、岑春煊亦愿意会衔。但之所以最终仅袁、张会奏，盖有“京友”提醒“不宜多会衔，恐嫌为疆臣要在必行”，[8]说明中枢高层仍不愿督抚联衔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举之奏，则由袁世凯、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多位督抚联衔，再不见中枢高层示意反对，既折射出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为1910年多位督抚奏请开国会、设责任内阁的联衔行动开了先河，而清廷再也管束不住督抚的串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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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最后的两科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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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闱河南开封贡院的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会试，亦是清季科举改制的重要实践。因为英国公使萨道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固执己见，坚持北京五年内不可举行乡试、会试，结果有清一代会试不在京师举行，这还是头一遭。所以，遭庚子兵燹焚毁的京师贡院也就没有了迅速修复的紧迫感。迨1905年再议修复时，科举三科减额方案已经颁行，最终定议缓修。[9]但北京不能会试，并不意味着定要借闱河南。事实上，南京曾是礼部和议和全权大臣奏请借闱的首选地，但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态度消极，政务处最终退而求其次改选河南。借闱河南令广大东南士子颇感不便，导致考生人数较往常减少许多。各省士子人数的多寡起伏，又直接影响到会试考中的机会。同时，借闱河南也影响了科举的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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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举奏定新章主持了会试大典。从三场考试题目来看，注重观照现实，连史论题和经义题都有影射现实的意思在。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意在鼓励士子究心经世实学，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意在引导士子关注新学时务。史论题效果稍好，但考题以辅佐富强为上，且首道题不出周秦范围，考生既不难预拟题目，考官出题亦易撞题，似较八股时代更甚。策题指向性强，答卷雷同度高，尚难称其为“学”，效果实属有限。四书五经义题置于三场，且题量太少，荒经之弊不可避免。从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来观察，重头场主要是荐卷、阅卷程序导致的。但二、三场既有补荐机会，且两科会试，尤其是甲辰恩科头场区分度明显下降，以致头场荐卷率大幅提升，故二、三场的作用亦不可轻忽。头场未荐而二场新学出彩、三场经义湛深，通过补荐而中式的考生，大约占会试中额的1/15。从阅卷取中的因素和内幕来看，改章之后，史学功底、古文素养的作用更为凸显，答卷则须新警动人，废誊录突出了楷法的重要性，而认字取中的弊端亦所不免。从贡士举人科分构成来分析，由于壬寅、癸卯两科“策论”举人已通过科举改制下乡试的“洗礼”和选拔，在知识结构、答题技巧、楷法等方面更为擅长，所以在癸、甲会试中表现格外出色。这同时也说明，科举改制后的乡试、会试确实变动不小，拔取的人才也与此前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和一体性。但由于科举新章之不善，科举改制的成效尚难言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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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进退与流风遗韵：最后的进士群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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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进士馆正式开馆，近百名新进士入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进士的选择和趋向业已多元，分化已经开始并正在加速。因此，如钱振锽、温肃等抵拒入馆的进士固然所在多有，但像甘鹏云、汤化龙等希望入馆学习，更新知识结构、改善地位、实现抱负的与时俱进之士，亦不乏人。随后，有多批进士出洋游学，绝大多数赴日，但也不乏负笈欧美者；留日进士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主，但亦有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肄业三年以上，获得选科甚至本科文凭者；专业虽以法政为主，亦有学习工商，甚至军事者。进士馆和留学的背景，使得癸、甲进士中许多人成为特殊的一代：科举知名士、学堂肄业生。无疑，对于大多数进士的新学造诣，我们不宜过高估价。但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这样的双重身份和背景，却迅速拉高了他们的地位和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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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备立宪时代，策论出身且拥有法政、理财等新学背景的部分癸、甲进士，恰好适应了新政需要。加以部院扩张，缺分增多。因此，癸、甲二科主事、中书的补缺及升迁速度，竟远超其进士前辈。进士分部学习主事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的既往认知，已与清季最后几年的实情不符。在辛亥鼎革中，癸、甲两科部属群体因其衙门多有承继，既不像翰林群体因翰林院被裁而集体失业，亦非如知县群体守土有责，在革命洪流冲击下纷纷丢官去职。因此，虽然不乏像陈毅、陈曾寿、王季烈、苏舆等实缺司官挂冠而去，甘做遗老，不仕民国，但绝大多数癸、甲部属仍官新朝，尤以度支部到财政部、邮传部到交通部、法部到司法部的延续性明显。不过，因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鸿祎等极新人物掌控，原在学部兼差的近二十位癸、甲翰林几乎全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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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切断了榜下即用知县的来源，地方进士出身的知县日少，物以稀为贵，各省即用知县反而逐渐吃香。近2/3（至少136人）的癸、甲即用知县在中进士后的七八年内已补实缺，远快于此前通常十余年得缺的速度。因此，奇诡的是，废科举对癸、甲进士中的即用知县竟似“利好”。但是，“得官偏遇国亡时”，辛亥鼎革对实缺知县冲击甚大。虽亦有少数癸、甲进士继续在原省任州县官，且有像吕调元那样骤升至封疆者，但大多数则经历了被迫丢官或主动去职的过程。此后或不再出仕，或在仕幕之间，虽亦不乏数十人“光复旧物”，但已颇受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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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改、废科举的新政过程，往日清贵显要的翰林群体迅速式微。虽亦有个别癸、甲翰林遽补司道实缺，但整体来看，后科举时代翰林受到的冲击最大，地位降低得最快。作为最后的两科，癸、甲二科翰林在光宣之交是翰林院内最大的群体。故宣统年间翰苑的生死存亡危机，他们感受最切，因而也更努力地奔走保存翰林院。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保住衙门，但又迅速在辛亥鼎革的洪流中失去了家园。民国肇建后，癸、甲翰林中不乏遗老，甚至像胡嗣瑗、章梫、温肃、商衍瀛、朱汝珍、黎湛枝等人皆是复辟干将，但自状元王寿彭、刘春霖以下，奔走于民国官场、效力于大员门庭者实繁有徒。所以，癸、甲翰林在民初的“遗民”和“贰臣”互见，势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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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张国溶、陈黻宸、沈钧儒、梁善济、杨毓泗、萧湘、杜严、方贞等癸、甲进士，借清季立宪之东风而崛起，领导各省谘议局，发起国会请愿，成为预备立宪精英。辛亥鼎革前后，此辈多乘时而起，与革命合流，致身通显，随后又通过组织政党而扩充实力，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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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后既未明显地边缘化，也未笼统地出路更宽。在新旧剧变的转型时代，部分人与时俱进，仕途顺遂，火速升迁，部分人衙门被裁，地位骤降，无所适从。同年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鼎革之际，癸、甲进士的出处浮沉至为不一。将停废科举与辛亥鼎革通盘考虑，从较长时段着眼，可以更好地观察最后的进士精英的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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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政学相依，仕学并途。翰林、进士群体作为全国精英，既占据大多数官场高位，又是学问与知识的化身，代表着士大夫的文化时尚。癸、甲进士孕育于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变局之中，不少人因应时趋，入馆纳新知，出国求新学，在后科举时代，承继在籍翰林、进士出掌书院山长之流风遗韵，广泛参与了清季的兴学大潮，人数近百，无省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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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降，陈黻宸、李景濂、左霈、袁嘉谷、商衍鎏、王天木（汝榆）、郭家声、易顺豫、狄楼海、孙智敏、赖际熙、区大典、章钰、郭则沄、尚秉和、甘鹏云、李景铭等一大批癸、甲进士在大学、书院内外，守先待后，传授旧学，培养后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不少癸、甲进士痛感斯文将丧，强烈抵拒白话诗文，坚持经史诗文的独立地位。以关赓麟、郭则沄、顾承曾、何震彝、何启椿、林步随、靳志、陈宗蕃、温肃、朱汝珍、李景濂、王揖唐、吴璆、饶孟任、刘敦谨、郭宗熙、胡嗣瑗、陈曾寿、章钰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进士，尤其是关赓麟和郭则沄，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主持寒山、稊园、蛰园、冰社（津）、须社（津）、清溪（宁）、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吟咏酬唱，维持风雅，自民初至1950年代，历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后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下，吴汝纶称之为吾国之瑰宝的诗赋，终难以扭转逐渐沦亡的命运。当诸人年事渐高，一旦去世，曾经盛极一时的诗词结社便难以维持。要之，在后科举时代，癸、甲进士对本国人文传统的种种护持、坚守和传承，皆构成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的流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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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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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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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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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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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03年京官批评袁世凯、张之洞奏请三科递减科举的理由之一，也是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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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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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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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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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5～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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