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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切断了榜下即用知县的来源，地方进士出身的知县日少，物以稀为贵，各省即用知县反而逐渐吃香。近2/3（至少136人）的癸、甲即用知县在中进士后的七八年内已补实缺，远快于此前通常十余年得缺的速度。因此，奇诡的是，废科举对癸、甲进士中的即用知县竟似“利好”。但是，“得官偏遇国亡时”，辛亥鼎革对实缺知县冲击甚大。虽亦有少数癸、甲进士继续在原省任州县官，且有像吕调元那样骤升至封疆者，但大多数则经历了被迫丢官或主动去职的过程。此后或不再出仕，或在仕幕之间，虽亦不乏数十人“光复旧物”，但已颇受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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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改、废科举的新政过程，往日清贵显要的翰林群体迅速式微。虽亦有个别癸、甲翰林遽补司道实缺，但整体来看，后科举时代翰林受到的冲击最大，地位降低得最快。作为最后的两科，癸、甲二科翰林在光宣之交是翰林院内最大的群体。故宣统年间翰苑的生死存亡危机，他们感受最切，因而也更努力地奔走保存翰林院。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保住衙门，但又迅速在辛亥鼎革的洪流中失去了家园。民国肇建后，癸、甲翰林中不乏遗老，甚至像胡嗣瑗、章梫、温肃、商衍瀛、朱汝珍、黎湛枝等人皆是复辟干将，但自状元王寿彭、刘春霖以下，奔走于民国官场、效力于大员门庭者实繁有徒。所以，癸、甲翰林在民初的“遗民”和“贰臣”互见，势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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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张国溶、陈黻宸、沈钧儒、梁善济、杨毓泗、萧湘、杜严、方贞等癸、甲进士，借清季立宪之东风而崛起，领导各省谘议局，发起国会请愿，成为预备立宪精英。辛亥鼎革前后，此辈多乘时而起，与革命合流，致身通显，随后又通过组织政党而扩充实力，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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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后既未明显地边缘化，也未笼统地出路更宽。在新旧剧变的转型时代，部分人与时俱进，仕途顺遂，火速升迁，部分人衙门被裁，地位骤降，无所适从。同年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鼎革之际，癸、甲进士的出处浮沉至为不一。将停废科举与辛亥鼎革通盘考虑，从较长时段着眼，可以更好地观察最后的进士精英的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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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政学相依，仕学并途。翰林、进士群体作为全国精英，既占据大多数官场高位，又是学问与知识的化身，代表着士大夫的文化时尚。癸、甲进士孕育于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变局之中，不少人因应时趋，入馆纳新知，出国求新学，在后科举时代，承继在籍翰林、进士出掌书院山长之流风遗韵，广泛参与了清季的兴学大潮，人数近百，无省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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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降，陈黻宸、李景濂、左霈、袁嘉谷、商衍鎏、王天木（汝榆）、郭家声、易顺豫、狄楼海、孙智敏、赖际熙、区大典、章钰、郭则沄、尚秉和、甘鹏云、李景铭等一大批癸、甲进士在大学、书院内外，守先待后，传授旧学，培养后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不少癸、甲进士痛感斯文将丧，强烈抵拒白话诗文，坚持经史诗文的独立地位。以关赓麟、郭则沄、顾承曾、何震彝、何启椿、林步随、靳志、陈宗蕃、温肃、朱汝珍、李景濂、王揖唐、吴璆、饶孟任、刘敦谨、郭宗熙、胡嗣瑗、陈曾寿、章钰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进士，尤其是关赓麟和郭则沄，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主持寒山、稊园、蛰园、冰社（津）、须社（津）、清溪（宁）、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吟咏酬唱，维持风雅，自民初至1950年代，历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后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下，吴汝纶称之为吾国之瑰宝的诗赋，终难以扭转逐渐沦亡的命运。当诸人年事渐高，一旦去世，曾经盛极一时的诗词结社便难以维持。要之，在后科举时代，癸、甲进士对本国人文传统的种种护持、坚守和传承，皆构成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的流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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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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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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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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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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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03年京官批评袁世凯、张之洞奏请三科递减科举的理由之一，也是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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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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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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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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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5～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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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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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档案、官书与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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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刊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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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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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档朱批奏折（190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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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录副奏折（190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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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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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档折件（1903～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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