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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降，陈黻宸、李景濂、左霈、袁嘉谷、商衍鎏、王天木（汝榆）、郭家声、易顺豫、狄楼海、孙智敏、赖际熙、区大典、章钰、郭则沄、尚秉和、甘鹏云、李景铭等一大批癸、甲进士在大学、书院内外，守先待后，传授旧学，培养后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不少癸、甲进士痛感斯文将丧，强烈抵拒白话诗文，坚持经史诗文的独立地位。以关赓麟、郭则沄、顾承曾、何震彝、何启椿、林步随、靳志、陈宗蕃、温肃、朱汝珍、李景濂、王揖唐、吴璆、饶孟任、刘敦谨、郭宗熙、胡嗣瑗、陈曾寿、章钰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进士，尤其是关赓麟和郭则沄，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主持寒山、稊园、蛰园、冰社（津）、须社（津）、清溪（宁）、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吟咏酬唱，维持风雅，自民初至1950年代，历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后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下，吴汝纶称之为吾国之瑰宝的诗赋，终难以扭转逐渐沦亡的命运。当诸人年事渐高，一旦去世，曾经盛极一时的诗词结社便难以维持。要之，在后科举时代，癸、甲进士对本国人文传统的种种护持、坚守和传承，皆构成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的流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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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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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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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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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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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03年京官批评袁世凯、张之洞奏请三科递减科举的理由之一，也是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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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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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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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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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5～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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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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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档案、官书与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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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刊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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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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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档朱批奏折（190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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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录副奏折（190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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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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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档折件（1903～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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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简称近代史所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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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汝琪家信》，甲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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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旧集·琼林集》，李景铭编，甲2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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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鸿禨朋僚书牍》，甲375、甲375-1、甲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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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上书·函札等》，甲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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