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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各方对于停废科举之事态度积极，吸取再次失利的教训，为了减少人为阻力，张之洞于正式出奏前，设法调动各种关系，频繁地在枢臣间串联沟通，并恳请支持变革的政要居中斡旋，首先全力争取政务处大臣的一致赞成，以防横生枝节，“总期预商妥协，免致奏上后又多周折，是所感祷。若非先行商妥，断不敢入告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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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廷一致，是确保奏准的前提。为了壮大声势，张之洞拟在折尾处声明：“与政务处商酌，意见均属相同”。[73]这样一来，坚持反对立场的王文韶，就成为张之洞无法回避的一大关节。王文韶虽非首辅，庚子之变却趁机表现忠心，据说文韶“猝闻两宫西狩，遂携军机印钥，徒步追随，崎岖三日抵怀来县。两宫驻跸，闻文韶至，命入对，相持而泣，谕曰：此后国家惟汝是赖”，因而深得两宫宠信。[74]况且王系老臣，办事持重，刘坤一曾要求荣禄与之共同维系大局。[75]荣禄死后，王文韶成为枢府中反对改革科举最力的实权人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之洞与瞿鸿、张百熙、荣庆等人谋划，先争取奕劻，再向王文韶施压，他力邀王的门生瞿鸿与王“婉商”，[76]然后又通过张百熙争取刚入阁的孙家鼐的支持，并恳请张百熙向王文韶进言，强调“此乃最为紧要关键。若台端与仁和面谈，渠碍于尊面，又知寿州已允，必可转圜。否则，于此事大有妨碍”。所谓妨碍，即万一王不肯改变态度，只好注明“除大学士王文韶外”，或不加“会商意见相同”等语。[77]其间张百熙一度想强行硬写，张之洞和瞿鸿均以为不妥，力主劝服。张之洞告诉张百熙：“总之，此时寿州已允，是八人已允其七。若由台端径与仁和一商，彼见众论佥同，又重以鼎言，或可从众，此尚是一策耳。”[78]这一逼其就范的策略看来最终奏效，后来正式上奏，确有“意见均属相同”的字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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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文韶的让步，也是以张之洞对停废方案做出一定妥协为前提的。张之洞为避免新学流弊给予“不肯遽停科举”者以口实，强调学堂于防弊之法似已周密，而在科举改革方面以退为进，“兹拟递减之法，不过试办，拟请暂减一科……如六年后学堂之流弊仍然不除，人材并不能多，即尽复科举原额，停办学堂，亦有词以谢天下”。[80]草拟奏稿时，他多次重申“有弊仍可复还”。当奏折已送枢廷诸公商阅，张百熙要求删去此意，改为决断之词时，张之洞劝阻道：“至‘将来如有流弊，即仍不减不停’之说，前于面奏及与邸、枢五公商酌，皆是如此。此时实未便顿改前说，更进一步也。且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何必于此事鳃鳃过虑哉？”[81]后来张百熙的意见得到瞿鸿的赞同，张之洞还是不无担忧，函告张百熙：“仍望两三日内晤玖、华翁时，谆切转致：傥召对时，尚有从旁阻挠者，务请将‘将来如无成效，仍可复还原额’之意奏明，则与叙入奏内无异矣。但望玖、华翁务将此段系尊处所改，向邸座言明为要，至祷至祷”。[82]随后又直接致函瞿鸿和荣庆，请向首辅奕劻透达，原稿虽改，“折前后仍有‘暂行’‘试办’字样”。[83]其折片反复申明科举减额只是“暂行试办”，“于科举仅止徐加裁抑，而学堂并可顿见振兴”。[84]透过张之洞的小心翼翼，不仅可以感受到科举改革步伐的沉重与艰涩，其为人处事之持重谨慎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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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因科举停废的争议影响兴学大业，张之洞曾一度欲将两事脱钩。本来《奏定学堂章程》中有《递减科举章程》，1903年12月12日，张之洞听说“递减科举一事，同列中尚有意见参差之处”，即致函瞿鸿，问以“不知邸意如何？如必不肯，则或改为四科递减；如再不肯，则拟将此折提出，俟《学堂章程》奏上后再递此件，邀允与否，听之而已。惟《学堂章程》，总望邸、枢核定后方可入告”。[85]科举单独附片，实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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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另一重考虑，当是着重强调停废科举对于新政的极端重要性。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上《重订学堂章程折》、进呈《奏定学堂章程》时，附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这是新政时期第三次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与前此不同，该片由专司学务的大臣而非各省督抚领衔，虽属旧议重提，角度已有变换；三人均为政务大臣和参与政务大臣；奏章内容增加和改进了停废的相关善后措施，以减少引发大规模社会震荡的可能；“暂行试办”的说法，更易为人接受。由于事前取得枢垣的支持，折上当日，清廷就上谕准奏：“着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86]让一波三折的科举变革，有了指日可待的时间表。不过，对于最终停废之期是否以十年为限，清廷还是有所保留，即减额缓停科举，必须以学堂确著成效为前提，则学堂兴办的成效将影响科举存废的进程乃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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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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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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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至新政初年科举与学堂的博弈，对于科举制度的命运至为关键。疆吏与朝臣变科举的种种权谋，根源于学堂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阻碍、曲折和弊端。只有减少兴学阻力，推进新式学务的发展，学堂育才取得显著成效，以此为前提，科举去留才会变得相对顺理成章。然而，对清廷而言，内忧外患的危机使其已不能从容选择，社会舆论对于改革的期待也异常迫切，加之鸦片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科举始终未能以增设实学科目的方式实现自我改造、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究竟学堂与科举能否殊途同归，抑或在学堂与科举之间是否必须择一而从，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最具悬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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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科举改革实效，以及学堂兴办推广的情况，可以了解科举改革与学堂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困境，认识与理解疆吏乃至枢臣连番入奏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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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考试题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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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至新政时期改试策论的谕令是否得到贯彻实施，是科举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科举考试主要分为岁科试（又称童试）、乡试、会试，各种科考的题目充分反映了各地科举考试的具体内容和取士标准的调整，通过改科举过程中各地科考所出的考试题目，可以了解改革科举相关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深入观察各地区科举改革的实际状况，进而探测科举改革的进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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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以来改科举的主要内容是废八股改试策论，对于策论是否能为科举改革带来显效，解决选拔专门人才、引导鼓励士子学习西学实学的难题，时人时论看法不一。戊戌政变后，《知新报》载文指出：“科举在所必废”，改试策论只是迁就之策，科考“实以愚民、弱民、毒民者哉，则去之惟恐不速矣”。[87]而一些人在私下则持保留意见甚至反对态度。1898年，优贡生王锡彤到北京参加朝考，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感想：“盖本年虽奉旨改试策论，而主考官与应考者仍是从前一班人，当然以小楷端正者入选，尚复何言？”[88]认为要害在换汤不换药，并不看好改革结果。当然，这样的结果究竟是体制本身还是实行者即考生与考官的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至少在当时社会的观感中，以改试策论来调整科举制的功能作用，似乎无补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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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廷主持各地科举考试的学政而言，执行清廷诏令还是十分认真。湖北学政王同愈发布告示，重申书院以补学校不及，“建立之初，盖使士子稽考经史，通知时事，以今日储才之区，为他日用才之地。乃承学者寖失法意，所习不过八股、诗赋、小楷，空疏弇陋，至六经不能举篇目，时代不能分先后，一切有实用者转鄙之谓杂学，人材日乏，世运日衰”。要求书院“向课时文试帖，悉改为经史时务，治经先通小学，治史须究舆地，并研讨周秦诸子，国朝掌故。通中学后始习西学，一曰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是也，一曰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是也，官师课即以此命题。至详备章程，概由各属妥议，惟期勿再课制艺。近今颇有变科举之议，若再株守旧习，南辕北辙，为诸生计固亦未得”。希望诸生认真研读张之洞的《劝学篇》，“若终日咿唔陈腐八比，则其俗入骨，不可救药矣”。[89]尽管王同愈此时已明显趋向西学“有用”之说，但仍坚持“通中学后始习西学”的治学原则，只是叮嘱学生勿课制艺，否则有碍日后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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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昭告士子改弦更张外，戊戌政变之后，湖北的科考过程亦有贯彻改革意图的若干举措。1898年至1899年间，王同愈按临各属考试岁科所出试题，已有经学、史学、算学、律学、格致、掌故、词章等多种类型，反映出戊戌时期科举改革在革除宿弊方面确有一定起色，并在州县的岁科试中有所体现。复试生童经古，亦有算学、掌故等题，其题型多为策论的变异，内容则明显趋时与趋实。[90]其他各府的考题与此类似，正场延续旧制，经古有所变化，增加了算学、律学、时论、声光电化类的新题型，反映了富国强兵、民主宪政等时尚新知。[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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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科举改章的要求，缺少西学与实学知识的学政不得不设法弥补缺陷。1900年，王同愈受湖南学政载昌之托，为其推荐算学幕友协助出题改卷，王同愈虽然算学不错，其他方面也要增加对新知的掌握，于是向时任新式学堂法文教习的门生胡钧借书：“向借《女子教育论》《波兰衰亡战史》《译书汇编》《国法学》。又托购《教育行政》”。[92]癸卯湖南乡试副考官吕珮芬，亦边做考试准备，边临时抱佛脚，翻阅罗马史、俄国史、希腊志略等西书，[93]以努力适应时势变化下知识更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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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各地科举改章贯彻的情况与程度参差不齐，湖北、湖南的情况比较趋新。由于百日维新夭折，戊戌政变后清廷严厉党禁和全面倒退，令人们心有余悸，对趋新事物未免心存疑惧，纷纷走避，担心八股也会卷土重来。一些府县的童试题目程式，仍基本停留在戊戌之前默写四书五经命题的水平。[94]即使在新政复行后，对改策论亦仍有持谨慎态度者，左右彷徨、进退维谷。1902年1月初，台湾的新闻登载：“自废八比之命既下，曾闻泉州已渐兴新学。顷据泉州人寄书来云，乃知新学虽渐兴，而旧学究未尽废也。泉州本有官课、私课两途，官课盖官自掌之，私课则民立之，各书院官惟代为监督而已。各士子以不得不易其敲门砖故，私课皆以时务、算术命题，连四书五经诸经义亦不免有奉行之处。其风气之转移可知矣。独官课反以时务为奉行，而斤斤于国家取士圣贤立言之八比公然命题，公然批取，几若置清帝上谕于脑后”。[95]在福建其他地方的一些书院，由于对清廷的用意还未能确切了解，山长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甚至“将本年月课暂行停止，拟俟将来考试是否仍用八比抑或改试策论，等确有消息后再行开课，以免各生茫然无所从，浪费工夫”。有的书院则非消极等待，而是将其奖赏花红款拨充购买有用书籍，“储于院中，备诸生流览，借新耳目”。[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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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0月，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福州正谊书院考课，出四书五经义题，访事者猜测，此后学政的岁科两试可能均依照此类出题，并认为这是恢复八股的征兆。[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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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主考官意图尝新，而引致守成者非议，甚至有人对趋新者落井下石。湖北乡试题目稍问实学新政，“某侍御竟以试题太新，具折纠参宝、朱二考官，并言宝某昔曾列名保皇会，加以种种罗织之词。两宫恶其支离，将折留中不发”。[98]壬寅科据说的确只有湖北“出题甚怪”，原因是主考官宝熙以张之洞在鄂“开科学风气之先”，先在京中请某新算术家代为预出一道数学题，“以难秀才者也”。据说诸生当中，“除住两湖、经心两书院者略知外，其余恐百分之九十九不懂矣”。[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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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的福建省乡试，已按照科举改章后的要求出题。[100]所出题目基本按照上谕要求，分场检测中外史事、西学、时务与四书五经义，与戊戌之前的乡试题目有显著区别，反映出科举改章得到实际贯彻。有人认为，“与前较之，尚被士子便宜了”。[101]头场士子有8000余人，三场后则不满7000人。取中200多名，应试者与取中者比例大约为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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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士子对改章后科举的试题均予以特别留心。湖北秀才朱峙三将各省乡试题摘记于自己日记内，用心揣摩思考，以努力适应科考改章后的变化。[102]他还从各省贩卖闱墨书籍中搜集与总结改章后的“论策格式体裁”及可资模仿的范本，并通过阅读一些新锐报刊，了解其内容与文风，以尽快适应新的考试要求。[103]只是士子以旧学接引新知，为功名而潜心试题，所接受的新知往往东鳞西爪，新学似有被变为应付改章后科考的“洋八股”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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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试策论后，考生对于西学知识的浅薄不断被披露，笑话百出。有应试生童在策论中，将“法国皇帝拿破仑之与英国名将威灵顿战于某地”解释为威灵顿手拿破坏之轮，而将德国宗教改革的路德当成仁在堂所卖药品的商标路德。这说明此时一些考生对于新知与时事尚未触及皮毛，鸡零狗碎，胡乱揣度，只为应付科考，完全不得要领。报馆有鉴于此，大声疾呼“科举不废，人才不兴”。[104]当然，这是以应时势为标准的人才观念主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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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壬寅乡试之际，朝野上下还在观望清廷的动向，揣摩慈禧的用意，此后则停科举兴学堂的态势逐渐明朗。与之相应，各种科考题目悄然发生变化。是年初武昌应童试的朱峙三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过程。年初知县观风出题：（1）“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2）“克勤于邦、克俭于家”；（3）“陶侃镇武昌论”；（4）“振兴商务以何者为急策”。该县“城内交卷者不多，盖八股初停，义论策试，士顽固者不愿考也”。[105]至癸卯时县考、府考试题，内容已至天文舆地时事，涵括古今中外，形式则新旧杂糅、五花八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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