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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70 西方作者,特别是那些在19世纪中国耳闻目睹帝国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的西方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这些人来自许多文化传统不同的地方,拥有某些中国作者不具备的优势。他们没有中国作者那种特有的偏见,因此能够以某种超然的眼光来观察事态的发展。此外,他们来到陌生的土地上,对身边日常发生的事,都会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为中国本土撰述者遗忘而又有意义的事件,就很有可能为这些外国作者所察觉。例如,在一些西方著述中有关乡村景象和乡村活动的生动描写,在中国著述者看来,就觉得再普通不过,根本不值得记述。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作者就没有其不足。他们经常喜欢按照自己的社会背景来诠释中国社会和制度,他们几乎都受到所谓“文化统觉”(culture apperception)的扭曲影响;而且,出于个人特有风格、偏爱或纯粹的无知,其中一些西方作者的叙述容易引起误解或混乱。[4]因此,笔者认为,引用国外著述同引用本国材料一样,都必须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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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72 在两种情况下,笔者会引用描述19世纪以后的相关资料——笔者认为一项资料可以清楚地显示19世纪的情况,以及在写作时缺乏有关19世纪确切而又直接的资料可以利用。显然,引用这种资料要冒风险。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乡村生活看起来并没有发生广泛而根本的变化。因此,从有关19世纪后中国社会情况的资料来推论稍早的情况可能出现的差错,不会影响笔者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准确描绘。[5]还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引用这种资料很谨慎,而且仅限于少数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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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74 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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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76 笔者对华盛顿大学远东及俄罗斯研究所的同事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参加了中国近代历史项目的研究。特别是张仲礼(Chungli Chang)、梅谷(Franz Michael)、施友忠(Vincent Y.C.Shih)、戴德华(George E.Taylor)、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诸先生。笔者开始研究中国乡村时犹豫不决,是他们打消了笔者的疑虑,鼓励笔者勇敢地面对挑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笔者才有机会进入一个此前浅尝辄止的研究领域。在撰写本书的各个阶段,他们又不断鼓励,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笔者受益颇多,备受鼓舞。即使笔者有时在某个问题上认为自己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也总是为他们那犀利的评论所折服,而对那个问题重新加以检视,从而以更恰当的言语来展示证据,或者以更谨严的方式来作出结论。当然,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的不足,当由笔者独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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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78 笔者要特别感谢戴德华先生。他几次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笔者那冗长的草稿,提出很有价值的改进意见。笔者也要特别感谢格拉迪斯·格林伍德(Gladys Greenwood)女士。她以令人钦佩的审慎和耐心细致的精神对草稿进行了编辑。笔者还要特别感谢默西迪斯·麦克唐纳(Mercedes Macdonald),他承担了检查参考文献、出处、注释和征引书目等繁重的工作,并为印刷厂准备好了稿件。对于他们无私、慷慨的帮助,笔者真是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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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80 萧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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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82 1957年10月10日于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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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84 [1] 文晟,《嘉应州志》(1898),29/68a,引旧志中黄钊所作序。〔译者按:温仲和《嘉应州志》(1898)29/68a载:文晟《嘉应州志增补考略》,黄钊序:“郡邑有志,皆官书也,书不必官自为之,官董之,同郡邑人成之。成之者非一手,故讹舛罣漏,可指摘者多。”此段应为正文所本,原注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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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86 [2] 恩锡引毛奇龄(1623—1716)的话,参见《徐州府志》(187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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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88 [3] 贺长龄(1785—1848)《遵义府志》序,《耐庵文存》,6/1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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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90 [4] 例如,George W.Cooke,China: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1858),pp.391-392,提醒人们要注意那些“在中国待上20年、说中国话的人”(twenty-years-in-the-country-and-speak-the-language men)所作的混乱诠释。Ernest F.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 in Cathay:the Story of Twelve Years’ Strenuous Missionary Work during Stir ring Times,Mainly Spent in Yenanfu(1917),p.75,也提醒说,要注意“环球旅行家”(globe-trotters)在关于远东的书中所作的所谓“权威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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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92 [5] Henry S.Maine,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3rd ed.;1876),pp.6-7,这样论证说:“我们熟知当代社会发生的事情、存在着的观念和习惯,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件、观念和习惯来推论过去的情况。即是说,我们不仅可以从有关过去情况的历史记录中来推理过去,而且可以从在当今世界上已消失却仍然能找到的痕迹中去推论过去……因此,直接观察帮助了历史调查,历史调查反过来有助于直接观察。”笔者并不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同Maine先生相比,笔者对从“直接观察”中推论历史的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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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797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574]
1703091798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二版的简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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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800 本书再版,在文字上并没有什么变化。自6年前本书出版以来,由于笔者已经转入了其他研究领域,没有再收集到有关这个题目恰当而有意义的资料,故不能做出任何修订。再版保留了所有第一版中存在着的缺陷和错误,作者对此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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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802 萧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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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804 1967年5月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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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809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575]
1703091810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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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812 表1-1:华北乡村情况(人口为1,000以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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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814 表1-2:华北乡村情况(人口为100到199之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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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816 表1-3:华北小乡村情况表(人口少于100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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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91818 表1-4:华北大小村庄的物质条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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