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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条理化毕竟不如其他要求——大小、物质条件等——那么重要。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非常明显，即使是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注意到此点。古柏察（Huc）的描述虽然并非细节准确，但他大致正确地指出了某些华中省份和西部省份的乡村在分布和外观方面存在着的差别。他在19世纪中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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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所过，很容易得出中国各地人口聚居情况完全不一样的结论。例如，如果你在华中省份一路旅行，很容易认为中国乡村人口比实际上的要少。村庄不多而且相距遥远，土地抛荒的很多，很容易使人认为身处鞑靼沙漠之中。但是，如果你在同一省份沿着水道或河流旅行，就会得出情况完全相反的印象，你会经常经过许多人口不少于二三百万的大城市，大城市之间接连不断地分布着许多小城镇和大村庄，一个紧挨一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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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古柏察对湖北省和四川省乡村的对比，也很有说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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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面，湖北省都远不如四川省。湖北省的土地不但很贫瘠，而且布满了为数众多的池塘和沼泽。对于勤劳、坚韧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土地没办法充分利用。该省乡村总体上非常贫穷，显得很凄凉；居民们很不健康，相当原始，皮肤病缠身。……据说，湖北省一年收成很少够一个月的食用。该省人口繁多的城镇，要仰赖邻省供应，特别是一年的收成十年都吃不完的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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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好像是四川省的富饶和美丽给其居民带来了相当有利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要比中国其他省份高雅得多。大城镇至少相对说来要干净，整洁。乡村甚至农田面貌，证明了其居民的生活环境相当舒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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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察或许夸大了四川的繁盛，[19]或者说低估了湖北土壤的富饶，[20]但他观察到了这些省份农村之间存在着的差别，并将这些差别归因于地理条件，还是接近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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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省份和华南省份不同的农村之间的差别，即使没有更明显，至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同的地理环境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一位当代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大的地区是“两个中国”。[21]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似乎把这两个地区的乡村社区塑造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按照一位当代中国作者的看法，黄河流域的农村大体上是由一组紧密相连的耕地和农舍组成的；而坐落在扬子江两岸的农村，各农舍经常分布得比较松散。华北的典型村庄是“聚居型”的，而华南则是“散居型”的。[22]从社会结构来看，宗族组织的影响在许多南方村庄更显而易见，而在北方则相对不那么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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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在乡村分布和大小的差异方面，是最为清楚的证据。一些英国军官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中国东北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乡村之间是相距很远还是鸡犬相闻，与土壤的肥沃程度密切相关。其中一名军官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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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瘠地区，两村之间距离不超过4英里；而在肥沃地区，通常靠近得多，约在0.5英里到1英里之间……上述特征，同样有效地适用于中国东北部所有肥沃地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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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土壤非常贫瘠的地区，各乡村之间的距离不但遥远，而且每个乡村都很小。另一名军官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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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个国家，所有乡村都不大。每村不过是由其街道两旁的一排房屋组成。在长1英里的道路两边，大约只有80到100间房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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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其他地区，乡村甚至还要小些。根据另一项关于“经常出现洪水”地区的报告，在从歧口（Chi-k’ou）〔编者按：今沧州黄骅市南排河镇下有“歧口村”〕通往沧州（直隶）的大路上，看到的只是一些极小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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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村（Tsz-tsun），有10间民房，一口苦水池。……村子附近，耕地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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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英里。——一个小村，只有3间民房，在路北方0.25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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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英里。——马营（Ma-ying）村，有25间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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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营村〔编者按：在今黄骅市下〕，乡村的面貌得到了改观，看到了一些母牛、犊牛、小马驹，有些繁荣的迹象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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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好的地方，村子就要大些，看起来更加繁荣。同一条路上，再往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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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英里。——三直户村（San-chi-hu，编者按：今马营村西有“三虎庄村”，此处或是“三只虎”村），一个拥有100间房屋的村子，村子里面有一个池塘和几口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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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5英里。——辛庄（Hsin-chuang），一个拥有300间房屋的大村子。从外观上来看，该村比它东边的任何村落都要繁荣。房屋修建得很好，居民的衣着也要好些，许多居民看起来非常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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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村庄的大小以及村落间的距离，这个地区的耕种面积显得相当可观。据说，该村在丰收年份，粮食收成略微超过了当地居民的需要。在过去几年，即1873年、1874年和1875年里，收成平平，但在1876年，就要担心歉收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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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乡村的自然面貌。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让它免于水患，或是位于村中的官仓为它带来经济繁荣，这类村子的规模自然比普通村子大。例如，在歧口通往沧州大道上西行大约16英里处的王徐庄子（wang-hsu-tzu）〔编者按：今沧州黄骅市“岐口村”西南有一村名“王徐庄”〕，“是一个拥有400间房屋和4，000名居民的村庄。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地区5英尺的土岗上，显然保护了它不受洪灾的侵害”。[28]北仓（Pay-tsong）位于从北京到天津的大道上，是北运河上的大村子。“这儿有许多储藏着粮食的砖造建筑。……这儿是储藏漕粮的仓库之一。”[29]虽然各种各样的因素在个别情况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土壤质量仍然是决定乡村自然面貌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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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华南一些省份的土壤比起大多数华北省份来说要肥沃得多，因而南方村庄的人口通常要多得多。在广东，有利的农业条件再加上其他经济优势，有些村子据说拥有相当多的人口。例如卫三畏（S.W.Williams）对19世纪80年代的南海县农村就做了如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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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聚集在三家村和村子里。……在南海县（该县位于广州城以西）和方圆100多平方英里的周围地区，分布着180个……村庄；每村的人口……从200以上到10，000不等，但通常在300和3，500之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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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所刊的《九江儒林乡志》（儒林乡是九江的一部分，位于南海县西南部）〔编者按：据原志《凡例》，九江为九江堡，又名儒林乡，两者并非统属关系〕，提供了下列资料：[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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