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2140
[12] 《蔚州志》（1877），卷首，18a-b。
1703092141
1703092142
[13] “乡”作为乡村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大概在周朝时就已经产生了。《左传·襄公九年》就叙述了有关“乡正”的问题，表明宋国当时已有这样的单位。在秦朝和汉朝，乡自然成为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中的一级，由10个“亭”组成。随后的各王朝统治者，都保留了乡组织，但是作了修改。举例言之，在晋朝（公元265—419），每100户组成1乡；在唐朝（公元618—906），每100户组成1里，每5里组成1乡。宋朝沿用唐朝的制度。一些地方志修纂者说，虽然在明朝1381年确立乡制时乡组织不再是政府的乡村行政机构，但是在许多地方，它还是作为基层行政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朝。此后，“乡”就演变为“乡下”意义上的“乡”，区别于“镇”“城区”，为人们广泛使用，参见《明史》，77/2。但是在清朝时期，官方并没有完全把“乡”视为“乡下”，在一定范围内还是作为基层组织。在一些地区，其实际环境表明不能再设置县级行政组织时，即取消县一级，降级改为乡。举例来说，山西省的乐平县在1769年改为乐平乡，马邑县改为马邑乡；1807年，直隶的新安县改为新安乡。在这些事例中，县级机构及其他职能就都被取消了，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1936），135/8952-8953。
1703092143
1703092144
[14]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 （1899），序言。在一些小地方，或许也有不同，例见杨开道等《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第2页。
1703092145
1703092146
[15] Arthur Smith，Village Life，p.30.
1703092147
1703092148
[16] George W.Browne，China：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1901），p.195.并参见Robert K.Douglas，Society in China （1894），p.109，他错误地认为乡村村落就是井田制。
1703092149
1703092150
[17] E.-R.Huc，The Chinese Empire （1855），II，p.98.
1703092151
1703092152
[18] E.-R.Huc，The Chinese Empire（1855），II，pp.297，and I，pp.289-290.
1703092153
1703092154
[19] 稍后的一位作者证实了Huc关于四川省的观察。参见Alicia B.Little，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1902），pp.113-198，该书以熟悉的笔调叙述了作者1898年7月至10月间在四川体会到的农村生活。还参见Richthofen，Letters，p.181。
1703092155
1703092156
[20] 湖北省的部分地方显示了该省某种程度的繁荣。Oxenham于1868年从北京到汉口旅行时写道：“长江越来越宽。……江两岸的人口稠密。每20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大寨（市场），大寨之间分布着许多小村庄。”参见Williamson，Journeys，II，p.413。
1703092157
1703092158
[21] George B.Cressey，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s：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1934），p.13，报告说：“有两个中国，它们各自的地理特点截然不同，相互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他接着在第15页补充说：“华北和华南的分界线不断在变。的确有许多特点逐渐重叠并彼此融合。大体说来，变化发生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中线，在北纬34度线左右。”
1703092159
1703092160
[22] 参见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1932），第32页。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华南也有不少农村是聚居性的。
1703092161
1703092162
[23] 本书第八章将讨论这一问题。
1703092163
1703092164
[24] Mark S.Bell，China，Being a Military Report（1884），I，p.61.
1703092165
1703092166
[25] Bell，China，p.78.
1703092167
1703092168
[26] Bell，China，p.123，又见pp.62-63，pp.118-119。其他作者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村庄。例如，Lt.Col.George B.Fisher，Personal Narrative of Three Years’ Service in China （1863），pp.254-255，描述了坐落在直隶省北部地区一组极度“肮脏、悲惨”的乡村。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荀学斋日记》，己集上，13a，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六日指出，直隶省通州和武清之间的乡村，给人的印象是“华北土地贫瘠、凄凉”。
1703092169
1703092170
[27] Bell.China.I，p.124；并参见pp.67-68对其他富裕村子的描述。Bell在第162页中对华北（直隶和山东）农村的总特点作了如下的叙述：“一路所经过的村子，其规模大体上在三万平方码到十万平方码之间〔编者按：1平方码≈0.84平方米〕。一条主街穿过村子，车辆一般只能单线通行……每个村子都用许多空间来做院子。房屋低矮，只有一层，用泥砖修成。房屋外面涂上了泥和剁碎了的麦秆；每年都要重新涂一次。……房顶是用茅草或瓦片盖的。砖砌的房屋非常少。……院子总是很肮脏，到处都是泥土。没有烟囱。每间住房的里面通常都有凸起来、中空的炕，可以用来加热。”
1703092171
1703092172
[28] Bell.China，p.123.同样参见pp.127、168对遭受洪水威胁的其他村子的描述。
1703092173
1703092174
[29] Bell.China，p.68.
1703092175
1703092176
[30] Samuel W.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1883），I，pp.280-281.
1703092177
1703092178
[31] 参见《九江儒林乡志》（1883），5/1a-4a。下列对比较繁荣的华南农村的精确描述对我们的研究很有益处：（1）福建：“野鸡山高耸入云，风景如画。在其较低的山坡地带，坐落着一个村庄。在村子之下，一条山谷在深深地沉睡，躺在群山那悬崖陡峭的怀抱里。几百个农民居住在山谷里，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他们在散落于平缓的山坡和平地上的稻田里忙碌着。在他们头顶之上，就是陡峭的大山，暗黑色的森林从山下往山上延伸。在万里无云、碧空如洗之时，如果在青翠的光辉下观看野鸡山的下半部，就能发现覆盖着灰色瓦片的屋顶；一片叠着一片，就像鱼鳞一样。”这段叙述描写了19世纪末的山村情况。参见Lin-Yüeh-Hwa（林耀华），The Golden Wing（《金翼》），p.1。（2）浙江：“我在1855年6月里参观了坐落在浙江湖州附近群山山麓的一个产丝的小村。虽然当地人对一个外国人出现在他们中间相当吃惊，但是总的说来仍然很有礼貌，非常好客。其他产丝之乡拥有的富有和舒适，显然这个山村也拥有。居民们穿戴很好，住房坚固、美观。从居民们的脸色来看，他们生活很好。几乎所有的农房都很不错，还有高大的墙围着。”参见Robert Fortune，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1857），p.360。（3）江苏：“夏天，我有幸在一朋友的伴随下，参观了坐落在南京东南小山之中的一个典型农村。……我们在迂回行进大约一英里之后，来到了一个名叫佘村（She t’sun）的小村子。该村的居民大约有五六百人。……佘（She）先生是该族的族长，也是该村的村长……给我们以帮助。……佘先生虽然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但是其衣着和行为举止证明他并不是农民。……事实上，他是该村村学的校长，也是该村的大地主。他引我们来到村庙；这里不仅是供奉神祇的地方，还是招待客人的下榻之处，虽然访客不多。……佘先生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他的房屋有好几栋，是相当大的砖瓦建筑。……村里大多数农民都是他的佃农。佃农们的房屋也是修建得很好的砖瓦房。房屋之间的小巷，不但狭窄，而且弯弯曲曲。村子里没有商店，但是有个农夫在需要时充当屠夫，向其邻居售卖肉和一些其他必需品。总的说来，村民们吃得好，穿得好，对生活感到满意和幸福。但是，一般说来，南京附近地区的佃农生活看起来并不如该村佃农们那样舒服或幸福。中国还未完全从太平天国叛乱带来的毁坏中复苏过来。”Edward Williams，China，Yesterday and Today（1923），pp.89-91.John L.Buck，Chinese Farm Economy：A Study of 2866 Farms in 17 Localities and 7 Provinces in China （1930），p.26后面提供的插图map i，描绘了南京附近洞桥（Tung Chiao）村中的农庄、农田、路径、池塘、桥梁、寺庙和学校。看了该图之后，就会得到有关农村的一个总印象。
1703092179
1703092180
[32] Leon Donnat，Paysans en communauté du Ning-po-fou（1862），p.8.
1703092181
1703092182
1703092183
[33] 我们举一些事例就可以表明华北的情况。下列一段来自《延庆州志》（1880），2/5a-59b的史料，表明了同一地区各乡村的规模变化相当大：下面的引文可资比较。根据C.Spurgeon Medhurst教士的一篇报告，见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86，山东省益都县约有1，000个村子，25万人口。由于有一部分居民生活在城市里，因而每个村子居民的平均数在250人以下，或许还在200人以下。根据《抚宁县志》（1877），8/15a的记载，直隶省抚宁县有605个村子，267，746位居民。即使假设所有的居民都生活在乡村（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每村的平均人口也只有442人。
1703092184
1703092185
1703092186
1703092187
[34] 参见《正定县志》（1875），卷首图，22b-23a：
1703092188
1703092189
[35] 参见《定州志》（1850），卷六和卷七各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