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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八家或数十家共一社，二、六、八月皆致祀，聚其社之所属，备物致祭，毕，即会饮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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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社实际上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中心。1883年，张之洞（时任山西巡抚）的一份奏折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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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查：晋俗每一村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庙，则一村为二三社。社各有长，村民悉听指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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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明代一样，社更经常地与里甲结合在一起（因此被称为里社），成为税收体系中之一环。《祥符县志》（1898）的修纂者写道：“里甲：凡七十九社，雍正四年（1726）割去山东曹县新安社，实存七十八社。每里置经催一名，以督赋课。”[64] 在直隶邯郸县，社同样变成一个税收单位。1855年，知县卢远昌“逐社”仔细地查阅了税收登记簿，因此能消除此前盛行的“窜社跳甲”的弊端，也就是“社名在东而地在西者，社名在北而地在南者”。[65]在某些事例中，社事实上被当作与里相当的单位，例如17世纪的山东青州道[66]和19世纪的直隶抚宁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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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隋唐时期一样，清朝时期的社也同乡村粮仓联系在一起。关于社仓（社区粮仓），俟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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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1935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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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ina Review，VIII （1880），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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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萧一山《清代史》，1947年第3版，第103—104页。其他混淆叙述的事例见于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Dependencies （1908），pp.309-310；包世臣（1775—1855），《齐民四术》，卷四上，1a-b，《说保甲十一》；以及戴肇辰《学仕录》（1867）3/26引17世纪晚期杨名时的文章《为宰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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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佑《通典》，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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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朝文献通考》，19/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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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礼·地官·遂人》。《地官·大司徒》中描写了一个不同的行政组织体系。后代研究保甲组织的学者通常把这个制度的源头追溯到《周礼》，如《钦定康济录》，2/24a-30b所引。另外参见龚自珍《定庵文集》，1/90-91，《保甲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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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本章注6。这些组织体系虽然变化相当大，然而毫无例外的是，户（家）是地方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单位，除了一个例外，最小的行政单位都是由5户和10户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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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子》之《立政第四》《乘马第五》《小匡第二十》《度地第五十七》。〔编者按：萧氏原著中，本注与下注内容错置，今据文意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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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秦朝到明朝的统治者所实行的组织结构，可参见治强《乡治丛谈》，《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期，第59—65页。还可以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条；《钦定康济录》，2/24b-29a；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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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杜佑《通典》，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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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杜佑《通典》，3/23。该书说：“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三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掌同坊正。”参看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14页，引《唐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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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宋史·兵六·乡兵三》，3/145。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第56页）认为，宋代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来源于著名的新儒家程颢的思想。程颢在担任晋城〔译者按：应为留城〕知县期间，建立了一种“保伍法”，规定居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恤。梁启超继续说道：“王安石因之，名曰保甲法。”事实上，宋朝政府所规定的保甲制度通常被称为“保伍”。见《续文献通考》，15/2901。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9页正确地指出，“保甲”这个名词在宋代首次通行，却难以界定其确切的内涵。就我们所知，这一困难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不同的名词经常用来指称同一项制度；其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名称是相同的或实质上相同的制度，却被赋予不同的职能，由于未能注意到这样的差异或不同，一些作者经常出现对保甲的混乱叙述。例如，Robert Lee，“The Paochia System，” Papers on China，III，p.195-206，就特别强调说：“保甲组织的主要职能实际上包括要求乡村政权承担的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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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王守仁（1472—1528）《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别录八·公移》中一系列关于“十家牌”的规约；《别录九·公移》中三件关于同一问题的告示。所有这些告示、规约都是在1517年至1520 年间发布的。王守仁在赣南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后来的保甲体系产生了某种影响。举例来说，清朝早期以努力发展保甲而著称的陈宏谋（1696—1771），在其著名的关于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从政遗规》（上卷，31b-32a）中，就引用了王守仁关于“十家牌制”的某些规定，并在事实上模仿王守仁的做法来建立自己的体系（上卷，3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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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清会典》（1908），17/2a；《大清会典事例》（1908），158/1a；《清朝文献通考》（1936），19/5024；《大清律例汇辑便览》（1877），20/17b；《清史稿·食货志》，1/2a-5b。并见《户部则例》（1791），3/4a-10b，该则例对乾隆五十年（1785年）左右规模宏大的调整措施作了概括。《清朝文献通考》，21/5043描述了与此措施不同的规定。另一项叫作“总甲”的官方体系将在下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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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宁县志》（1852），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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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浏阳县志》（1873），5/3b，引旧志，年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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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衡（1776—1841）《庸吏庸言》，第8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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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通州志》（1879），1/4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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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临漳县志》（1904），1/19a-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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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官县志》（1944），18/4a，引1765年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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