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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临漳志》（1904），1/29 b-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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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湖北通志》（1921），34/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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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湖北通志》（1921），34/1042，引《光化县志》；34/1045-1046，引《光绪湖北舆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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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南海县志》（1910），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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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厦门志》（1839），2/20b-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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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南昌县志》（1919），3/1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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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九江儒林乡志》（1883），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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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信宜县志》（1889），1/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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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南昌县志》（1919），3/1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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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H.G.Creel（顾理雅）对“社”的宗教意义这样解释：“在把国家当做统治家族世代相传的财产的情况下，宗庙就象征着国家。但是，国家也被视为领土的统一体即‘祖国’，就此意义来说，其象征就是被称之为‘土地庙’的社。起初被献祭以求丰收的对象只是长出庄稼的土壤；在遇到干旱时，人们认为向土地献祭，天就会降雨。没有某种象征是难以向土地献祭的，这种象征就是土堆。一开始可能是自然的土堆，但随后每个村庄都会搭建起这样的土堆。由于它们象征着小地方的土地，因而成为各个社区宗教活动的中心。”Birth of China（1937），pp.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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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隋书》，7/10b-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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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文献通考》，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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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ittfogel（魏特夫）和Feng Chia-sheng（冯家昇）合著的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p.379：“这种粮仓（义仓）是与所有地方公共事务举行的中心即乡村祭坛（社）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组织。”关于地方粮仓的讨论，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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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元史》，93/3a；《续文献通考》，1/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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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明史》，77/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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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续修庐州府志》（1885），18/9b；或《洛川县志》（1944），13/2a，引1806年旧志。“抑强扶弱”誓词这样说：“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如能改过自新，三年之后，始许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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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贺县志》（1934），2/10b，引1890年旧志。〔译者按：“十家”原书作“七家”，今据原典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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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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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祥符县志》（1898），8/3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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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邯郸县志》（1933），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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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1/13b。山东青州分巡道周亮工1663年曾经指出：“至于一社之中有一社长，即是里长，每甲各有一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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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抚宁县志》（1877），8/15a〔译者按：应为8/15b〕。修纂者在该页指出：“（抚宁）原设二十一里，今止十二社五屯，共存一十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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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二部分 乡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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