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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黄六鸿《福惠全书》，23/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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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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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1887），74/25b。关于“贡生”“监生”和“生员”等名词的意思，参见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特别是书中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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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清朝文献通考》，23/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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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张惠言（1761—1802）在一封谈论保甲制度的信中流露出来的看法，就反映了当时地方官普遍的看法。参见戴肇辰《学仕录》，13/24a-31b。〔编者按：《论保甲事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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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刘衡《庸吏庸言》，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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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1867），57/11a-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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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参见卞宝第《卞制军奏议》，9/1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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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靖边县志》，4/54a-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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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靖边县志》，1/28b-29b。从这一设置情况来看，居住在县城的唯一“总绅”，明显担任推行靖边县保甲制度的总责。在靖边县所属6个乡中，没有一个乡有“总绅”。一般说来，在县署所在地的县城，比起在乡村来说，绅士的活动要集中得多，因而保甲制度或许推行得要好些。这类事例可以参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叶在该书2/24b-25a中指出，据说在县城里，保甲组织被有效地利用起来保护绅士利益不受“暴徒”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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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黎平府志》（1892），卷五上，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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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黎平府志》（1892），卷五上，92a-b。云南省广通县知县诱导绅士“乐意地”担任甲长。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39a。〔编者按：何绍祺《禁化牛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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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林寿图的上奏收在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52a-b。〔编者按：林寿图《敬陈弭盗刍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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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举例来说，陕西盐运使王幼柏（Wang Yu-po）就要求注意“恶绅”利用保甲组织谋取个人私利的一些伎俩。参见Legge，China Review，VI （1878），p 369上所发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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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清朝文献通考》，22/5051，康熙帝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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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清朝文献通考》，23/5055，雍正帝1726年。（雍正四年）〔译者按：原文误为1757年〕发布的一道上谕。还可以参见《大清会典事例》，396/8a。〔编者按：卷396内容为学校部分，与保甲无涉。编者认为应为卷626兵部“保甲”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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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清朝文献通考》，24/5061，乾隆帝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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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大清会典事例》，158/8b-10b，和132/1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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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大清会典事例》，158/11a-b，道光帝〔编者按：应为咸丰帝〕1850年（道光三十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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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黄六鸿《福惠全书》，2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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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皇清奏议》（1936），58/1a。〔编者按：广东布政使欧阳承琦《陈保甲简要之法疏》，乾隆三十四年。〕还请参见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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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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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引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38a-b。〔编者按：何绍祺《禁化牛丛论》。〕还请参见孔广珪写给滕县知县彭斗山（1836—1838在任）的一封信〔编者按：《上邑侯彭少韩书》〕，《滕县志》（1846），卷十二《艺文中》，8a-b。曾国藩在安徽也发现保甲制度的推行状况令人失望。他在1852年初的一道奏折中说道：“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群盗之薮。……近闻盗风益炽……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诡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参见《曾文正公奏稿》，1/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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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参见卞宝第1863年的一份上奏，《卞制军奏议》，2/89a-b。按照该奏折所说，对顺天府推行保甲制度情况的检查表明，即使是清帝国政治统治中心的顺天府，其下属县份通州、怀来〔编者按：清代怀来应属宣化府〕、三河和其他地区等地的地方官员，有的只是半心半意地对待保甲制度，有的根本就不去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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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1877），27/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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