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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里为一图，每图编民一百一十户，分为十甲，择丁田多者为里长，是为田甲。领中产十户为甲首。……里长轮年应役，周而复始，又以里长一人不胜其役之繁也，于是有总甲、有税书（即今之户书，俗名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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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为里长者，先一年为总甲，后一年为税书，故一人而接踵三载，余七载为空年。一年而并役三甲，余七甲为空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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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长管一图之钱粮，凡盈缩完欠，追催比较，皆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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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甲管一图之事务，凡不公不法，人命盗贼，皆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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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书管一图之钱粮册籍，凡同都隔扇推收过割，皆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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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形持续到1686年。明显由于现存里甲体系引发了严重的弊端，因而江苏巡抚汤斌，作了一些小变动。他禁止里长承担催粮职务。结果，一直由里长承担的职责就转到了总甲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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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变化发生在1820年〔编者按：应为18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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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光）二十五年〔译者按：应为二十六年〕，巡抚李星沅……始叠下严札，略曰：……嗣后地保一役，照例由各图士民公举……报官点充。……如有抗欠不完者，责成粮差协同地保催追。[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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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引述虽然冗长，但是特别有趣，因为它摘述了里甲组织在江苏的一些发展，而且这种情况也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发生于其他地区。从引述中看出，早在17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之时，各地就已经背离了清廷的规定，指派给里甲的职责明显超出了法律的限制。里甲组织登记纳税人户的正式职能已经完全让位给征税功能。到李星沅实施其改革措施时，总甲紧跟着里长和税书之后，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只有地保留下来承担以前由这些里甲负责人承担的任务。这种变化趋势在前面有关保甲体系的讨论中就已经提到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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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海县志》（1872）中引述的材料，不但反映了里甲组织的另一种运作情况，而且说明了在征税过程中里甲组织人员面对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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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邑赋税之入，以都统堡，其堡多少不等，以堡统图。……以图统甲，每图分为十甲，每年轮值，以一甲统一图办纳之事，谓之当年。为当年者，于正月置酒通传十甲齐到，核其粮串，知其有欠纳与否，有则行罚例。……故乡曲至今相传，为当年不嫁娶，盖……以办公事为急……不暇及其私也。以甲统户，户多少不等，有总户，有子户……由甲稽其总户，由总户稽其子户……所应纳者，无从逃匿，法至善也。但各县之册籍存于官，乡老甲长无从而见。……故胥吏得恣其飞洒。[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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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里甲负责人的职责令人望而却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但要负责催促其同乡交税，而且还要负责赔偿同乡未交的税。一位方志编纂者因而说道：“遇轮值之年，举族不嫁娶，土著坐是离散。”[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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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想方设法改变这种局面。江西省金溪县的经验相当有代表性，根据一位中国作者的记述，其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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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之区为若干乡，江以南皆然。乡区若干里为都，都区若干户为图，图有甲凡十，更迭以供县之役。役必其里之长，曰里长曰粮长。二长分任夏秋两赋之催输，终一岁而更。有司予以期会，尝晨入检校，谓之点卯。违则杖且罚。胥与隶辄多为之名，至期索二长，钱给惟命。金溪之乡凡六，为都四十有奇，曰归政者，六乡之一也，属九都，为图四，去县三四十里不等。夏税入城，僦居市廛，赴胥隶约，岁费率不下七八十金。秋税输米，抵许湾漕仓，费称是。绅之户曰宦，士之户曰儒，皆著民册，其抗不输纳者，有司置不问，惟按册稽督，岁代输又不下二三十金。鞭笞拘囚，月不绝，值役者往往破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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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08年，情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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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生冯公讳梦鹍，九都之二图人……其应输田粮当甲三之一，怜其役之繁且累也，为立免役法，旧日册书、图长、甲长、户长诸名色，悉择殷实而诚笃者充之，定以四月输夏税银之半，八月而毕。输秋税粮，期以十月，余时不入城，值卯诸费悉除。且以宦儒倡之，先期纳如额，其他编户，图长责诸甲长，甲长责诸户长，更移多寡之数，册书任其事。始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迄今庚子，行十余年矣。计所省费，盖不下二千余金。丁酉公卒，户皆焚香哭，时归政之图，各仿公法，未几，六乡之闻而效者，又什之三四。[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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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金溪县从上述改革中得到什么利益，这种利益都只是局限于局部地区。冯梦鹍在金溪县所努力纠正消除的苛政，在清帝国许多其他地区仍广泛存在着，而且未得到铲除。由于局势相当糟糕，终于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正如1724年所发布的一道谕旨表明的那样。雍正帝指示江西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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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丁钱粮，百姓自行投纳，此定例也，闻江西省用里甲催收，每里十甲，轮递值年。……小民充者，有经催之责，既不免奸胥之需索，而经年奔走，旷农失业……需即查明，通行裁革。[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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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针对江西里甲组织所下上谕的执行结果如何，没有具体资料可以确认，但是有一些资料表明，其他许多省区（包括湖南、广西、贵州和山东）也存在着类似的做法。举例来说，在湖南省道州，每甲设置了“户首”（亦即户长），由甲内各户轮流担任。按照当地规定，这种户首要从地方衙门领取“滚单”，并随同衙门所派差役到其所在邻里催促每户交税。如果有人未及时交税，那么户首就会遭到鞭打。有时，一些住户所在地离户首居住处较远，因而户首根本不可能到这些人户家去催促交税；或者在另一些情况下，拖欠者同户首的关系非常紧密，使得户首难以有效地履行其作为征税代理人的职责。这些情况使户首更容易受到笞罚。结果，许多户首为了逃避苦难，要么向衙门差役行贿，找人代为受笞；要么行贿衙门书吏，把担子转到其他住户身上。1853年，道州知州准许积极忙于州试的年轻士子家庭，免除承担格外的催征任务；[117]这显示，上述不法行为到19世纪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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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广西容县普遍采用的另一种折磨里甲人员的做法是，把那些与“催科”有关联的、未经法律准许的“效劳”，强加在里长的身上。一位地方志编纂者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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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每十年里轮一家作里长，户轮一人作冬头。里长主承充公事，冬头主催纳钱粮。所谓公事者，若迎新送旧，修理铺设，置备县衙执事家什，此一年中大小物料，皆出自里长，时里长之值月者，每夜办攒盒二副，送入衙内，共折白金二两，他费不与焉。……又院司府道衙署岁修经费，皆出自里长，科岁考棚支用，补筑城池，盖整公所，惟里长办。……尚有一切飞差，开载不尽。……而本衙门差役胥吏生端开派，更不可究诘矣。故乡民一轮里长，即性命以之。虽有富民，九年之蓄，常败于一年之费。于是有真逃亡，于是有伪死绝。而田荒役不荒，乃累及同产包赔，同产又逃亡，累及同役摊赔。[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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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仅仅是个例，清帝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着类似情况。[119]虽然清廷禁止非法强迫里长承担上述种种“效劳”，但是，只要里甲还在运作，种种非法行为就会继续存在。早在1660年（顺治十七年），清廷就严厉禁止地方官员把未经批准的职责强加在里甲人员身上，诸如“日用薪米，修造衙署，供应家具礼物，及募夫马民壮”。1669年和1700年，清廷又重申这一禁令。[120]然而，这些非法“效劳”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即使不是必不可少的，也至少是非常方便的。因此，他们不愿理会清廷的愿望，或尊重里甲组织的法定职能。结果许多里长甲长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对里甲组织作为税收的辅助性工具形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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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里甲头人当然也不是无可指责的。许多里甲头人把地方官强加的非法负担转嫁到纳税人的身上。[121]在另一些情况下，里甲头人也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腐败做法，利用自己作为官府征税代理人的权力，压迫辖下的纳税人，非法索取钱财。下面这个特别显著的事例，就说明了县以下基层存在的最恶劣的腐败情况。一位中国作者描述了19世纪后半叶陕西省长安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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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查长安民粮分为四十九里，每里分为十甲（亦有分十一二甲者）……自来有粮者均为花户，管粮者乃为里长，此通例也。而长安有不然者……既为花户，则不敢看里长之账，亦不问里中之账，任里长飞摊过派，不敢稍有计较。一或触忤，则群起而摧辱之。……虽重费有所弗恤，彼花户者寡不敌众，弱不敌强，有倾家破产而终不得伸者，以故忍气吞声，甘受鱼肉而无言。凡里中算账，里长则坐于庭中，花户则立于门外，里长则筵于堂上，花户则食于阶下，谓里长为父母，花户为子孙，则尊卑判矣。近又有不与花户结亲之说，则清浊分矣。……花户之地，虽卖于别人，亦仍为花户，即绅衿不能易也。细查此弊，悉由二三里蠹，交通粮差，借端渔利，凌虐良懦所致。……里蠹者，即各里久管粮务者也。[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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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里长甲长之职在清帝国许多地方成为可以牟取私利的工具，因此，有些人千方百计谋求此职，并且事实上不得不用钱来买。例如，在广东省东莞县（该县的里甲记录员叫“书算”），知县以相当可观的价格出售里长甲长之职。根据该县县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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