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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冯桂芬（1809—1874）《显志堂集》，5/37a，写给巡抚许乃钊的一封信。冯桂芬说：“今则易知单特为粮书需索舞弊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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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王庆云《熙朝纪政》，3/16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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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大清会典事例》，172/4b-8a，可以看到这些基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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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户部则例》，1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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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户部则例》，11/4a；《清朝文献通考》，2/4867和22/5051。还可参见李渔的《资治新书》，二集，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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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户部则例》，1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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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Joseph Edkins，the Revenue and Tax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3），pp.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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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清朝文献通考》，2/4867，编者所作的一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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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清朝文献通考》，4/4885。也有些例外，若州县官对清廷的规定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特别注重，“滚单”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有效地防止非法行为。据说广东省和平县有这种运作得较好的事例。参见《惠州府志》（1881），18/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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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清朝文献通考》，1/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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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清朝文献通考》，22/5051。还请参见《江西通志》（1880），卷首之一，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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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户部则例》，1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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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不只一个州县为拥有土地的不在地地主规定了特殊的缴税程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3/4876，“顺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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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25/45a中说：“输纳钱粮，令小民自封投柜，照数填给印串为凭，如州县官勒令不填数目，及不给与印串者，将州县官革职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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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王庆云《熙朝纪政》，5/16b，提供了一些材料。在1725年到1730年间使用的收据是一式四联。第四联是发给纳税人。纳税人一旦纳完税，就把这第四联单独放入一箱子里，进行额外检查。这种方法在1730年就不再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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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户部则例》（11/9a）和《清朝文献通考》（2/4866）中都描述了这种一式三联收据的形式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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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户部则例》（11/9a）和《清朝文献通考》（2/4866）中进一步描述了一式三联收据的实行措施，补充说明了有关文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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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户部则例》，11/9a。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9期，第53页，描述了税收程序。其他相关资料，参见《户部则例》，11/5a；及《清朝文献通考》，1/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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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户部则例》，11/10a。还请参见织田万《清国行政法分论》第5卷，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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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第2卷，第9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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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州县事宜》，11a-12a。还请参见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第2卷，第9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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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清朝文献通考》中（22/5049）所引沈荃为一部有关劳役的书（江苏省娄县知县李复兴所作）写的序。见《清朝文献通考》，22/5049。自中国古代以来，就认识到必须在乡村地区设置税收代理人。《周礼·地官》包含了其中一些基本概念，特别的有里宰、闾胥、遂人、乡师（3/71和77、4/85和98—99及101）。汉朝的啬夫（《汉书》，卷1上，19a；《后汉书》，38/5b-6a），隋朝的里长（《隋书》，24/6a-7b），唐朝的里正、户长、乡书手（《旧唐书》，48/3a；《文献通考》，12/127）和明朝的粮长、里长等等，都是负责县以下基层税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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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明史》，77/3a-b。粮长最初是在1371年（洪武四年）在不同地区设置的。根据《明史》，78/4b，明政府任命大地主担任粮长，负责监督其所在乡村纳税。每年七月，州县官员派人随同粮长进京，领取勘合。还请参见《续文献通考》，2/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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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明史》，78/4a-b和8b；《续文献通考》，2/2785和16/2914-2915。每万石粮食，设一粮长和助手负责运送。在1397年（洪武三十年），增设一名粮长和助手。到15世纪中叶，取消了这些代理人。山根幸夫（Yokio Yamane）《明代里长の职责に関する一考察》，《东方学》，1952年1月， pp.79-80，利用明代所刊地方志资料，分析了明王朝征税代理人的职能。按照该文的英文摘要，其主要结论是：“乡村头面人物的职责是将牲口、水果、药材、皮毛、丝绸和其他类似的东西，作为贡物送交朝廷。其职责还在于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地方政府收集经费，其中包括宗教仪式费、过年费、社会福利费、娱乐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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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州县事宜》，53b-54a。还请参见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第2卷，第9期，第57页；《牧令书辑要》，3/52a-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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