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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Edward H.Parker，China：Her History，Diplomacy and Commerce，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01），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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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佛山忠义乡志》（1924），17/14a-b。1778年和1786年，南海县又增加了一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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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丁日昌《抚吴公牍》，3/5a。其他相同的事例可以见之于广东省一些地区。比如，《东莞县志》（1921）就在51/49a中说到，五年一任的“书算”之职，其价格为1，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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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John L.Nevius，China and the Chinese （1869），pp.145-146：“中国人崇拜……财神的故事是这样的：财神最初是税吏。有一次，这名税吏到一户哀求无力交税的人家，同这户人家住在一起，直到收到税。税吏在退职成财神以前，吃惊地听到其窗户下一只老母鸡对它孩子们说：‘主人家中来了个客人，主人因而决定明天杀我招待客人。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亲爱的宝宝？’税吏被这个令人悲伤的对话所感动，因而辞去了税吏之职，成为骑在老虎背上布施财富的神仙。”《牧令书辑要》中记载了两个布告，18世纪早期河南巡抚（田文镜）发布禁止买卖“柜书”（钱库登记员）行为和里长职位的布告（2/60b-61a），以及陈宏谋在另一省签发的檄文〔编者按：《征收钱粮条规檄》〕，见同书3/64a-b。〔编者按：《牧令书辑要》以下，与正文关系并不大，依文意，此段应置于注160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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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佛山忠义乡志》，17/1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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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东莞县志》，5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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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第2卷第9期，第54页，引用题为《长随论》的抄本。〔编者按：《长随论》原文如下：更有粮书与殷实大户交好，减价预收粮银。粮书先给收字为据，其银串缓期付执。粮书即将该户串票银数分散，多折张数收存。遇有小户买粮，粮书即将折好串票，查其银数相符者，更改户名或年份，通挪侵用。大户收执粮书收据，无串安业，小户收执改名串票，照实征册内并未扣销，混称民欠，迨至摘户签催，小户将改名串票呈验，粮书捏称失销为词，此为张冠李戴。〕并参见《牧令书辑要》，3/61b所载的陈宏谋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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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冯桂芬《显志堂集》，5/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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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容县志》（1897），9/6a-b。《州县事宜》在45b-46a中描述了负责检查和熔铸所交税银的“官匠”的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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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慈利县志》（1896），6/3b-4a。还请参见《牧令书辑要》，2/60a-b，所引严如煜（1800年举孝廉，寻补知县，官至陕西提刑按察使）关于“截粮”这一众所周知不法行为的叙述。该手段与发生在慈利县的“侩”使用的手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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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大清会典》（1908），19/1a，其中说：“凡国用之出纳，皆经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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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王庆云《熙朝纪政》，5/8a-10b。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1/14b：“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还请参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49b-50a：“辛巳以前，库平纹银一两易钱不过七百八九十文，至丙午犹不及一千，至是可得一千三百文。”57a：“是年库平纹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四百四五十文。”库平是户部所用的规定衡量标准，在北方各省广泛使用。1库平两大约等于0.9872关平两（关平是海关所采用的衡量标准）。有关同一问题的陈述，可以参见叶昌炽（1849—1917）《缘督庐日记钞》，1/74b，光绪丁丑（1877）农历十月十六日；汤震的《危言》，2/24a-28b。然而在19世纪晚期，一些地区的发展趋势颠倒过来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丁集，6a-b，咸丰七年七月十六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26/6a-36a，光绪丁亥，从农历一月十三到四月初四日记）、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Dependencies（p.318）中，都叙述了1736年到1907年间的税率兑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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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王庆云《熙朝纪政》中把银价上涨的原因归结于雍正帝和乾隆帝在位期间铜钱供大于求。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3/65a和10/52a）、贺长龄《耐庵奏议存稿》（4/9a），也强调了铜钱供大于求的问题。而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67a）中，认为银价上涨的原因在于，咸丰以来铜钱供不应求，导致了市场上出现劣制铜币。冯桂芬则谴责说，银价上涨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贸易处于劣势，特别是鸦片贸易使得中国银元大量外流。包世臣《齐民四术》（26/5a）、太平山人《道光银荒问题》（《中和》月刊，第1卷，第8期，第61—75页），所持观点同冯桂芬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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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10/52b：“溯查顺治十四年征收钱粮银七钱三之例，虽经刊入由单，行之未久，旋即中止。”换句话说，清政府不再收纳以铜钱缴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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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清朝文献通考》〔译者按：应为《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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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Holcomebe，The Real Chinaman，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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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包世臣《齐民四术》，2/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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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铜仁府志》（1890），9/40b。Père Hoang观察指出江苏省发生的情况，同铜仁事例相似：“官吏喜欢规定乡人用相应的货币代替实物交税。然而，由于粮食价容易不断地波动，因而，就由布政使根据当年粮价来决定该年交纳的钱币税，然后由州县官员公布出来。例如，如果现年每石大米的价格为2，300文铜钱，那么，农民每交纳一石大米实物税，换用钱币缴纳，就必须是3，352文。……农民也宁愿用钱币交税，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衙门代理人（即衙门走卒）制造的种种困难，如用大体积的容器来收粮食，挑剔粮食质量差等等。因而只有那些衙门走卒不敢打扰的大地主，才可以用实物交税。”引见Hinton，Far Eastern Quarterly，XI，p.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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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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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清朝文献通考》，21/5045，引述了清王朝早期所规定的一项措施：“其州县官或于额外私派而上司徇隐者，许里长、甲长据实控告，依律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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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自上古以来，中国政府就很难对有特权地位的个人或家庭，进行征税。这类事例可以参考：《史记·赵奢传》，81/5a，“平原君家不肯出（租）”；赵翼《廿二史札记》，关于“明乡官虐民之害”的文章，34/14a；朱之瑜《舜水遗书》，转引自《食货半月刊》，卷5，第8期，第20页（明王朝时期宦户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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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较充分的谈论，可以参见第三章注释12。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pp.32-43，也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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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大清律例汇辑便览》，11/41b；《大清会典事例》，383/1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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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学政全书》（1910），32/1a和2a-b；《大清律例汇辑便览》，9/2b和18a。清政府还明确规定，绅士还可以免于“充当总甲图书之役”（“杂色差徭力役”的组成部分之一）。这道上谕发布于1736年（乾隆元年）。参见《清朝文献通考》，71/7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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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周礼郑氏注》（1936），《地官·乡大夫》，3/73：“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有关汉朝到宋朝时期免服徭役的阶层情况，可以参见《文献通考》，1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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