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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户部则例》，12/2a，“有贡监生员借立儒户、官户名目，包揽侵收入己者，照常人盗仓库钱粮律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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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李因培1762年的上奏：“士子身列胶庠，一切公私杂役，不得仍与名顶充，例禁已久。今浙省士子窜身经商里役者不一，一曰庄书，管田粮底册推收过户等事。一曰圩长、阧长、塘长，管水田圩岸修葺堵御等事。此专系浙省名色，各省如此类者，皆乡民公推。”引见《清朝文献通考》，24/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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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冯桂芬《显志堂集》，1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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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清朝文献通考》，4/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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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清朝文献通考》，2/7510。关于类似观点，可参见何士祁（1822年进士，江苏川沙厅事）《钱漕》，《牧令书辑要》，3/7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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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冯桂芬《显志堂集》，9/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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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在各自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经常伙同劣绅狼狈为奸进行欺诈勒索的衙门走卒，就会起而反对地主、绅士等人。例如，据载，1854年一名很有势力的衙门书吏，负责税粮登记，他“于奉到缓征恩旨，匿而不发”。参见《大清历朝实录·文宗朝》，140/2a-b。即使在绅士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冯桂芬《显志堂集》，10/1a-b：“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我们在正文中所引的冯桂芬的话，表明他认为“绅”和“衿”之间存在着差别，而其原因不过是绅士和文人在同税收相关的事务中各自地位有分别。然而，冯桂芬并不是19世纪唯一作出明晰分别的作者，此前的一些作者也因税收制度之外的原因区分过“绅”“衿”。例如，1720年代清廷下令颁布的手册《州县事宜》，29a就说：“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政府（至少是含蓄地）认为“绅”（他们是在职的或退休的官员）和“士”或“衿”（他们是未来的或有希望任官的人）之间存在着区别。在清王朝统治早期，严格禁止士去拜访官府，并且禁止他们参与同地方行政有关之事务。参见第三章注释11和第四章关于“乡学”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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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戴肇辰《学仕录》，7/7b。〔编者按：任启运《与胡邑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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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绅士都卷入这种非法行为中去。有很多事例表明，那些影响较小的绅士，常常成为地方官吏和衙门走卒的牺牲者。受到敲诈勒索行为危害之程度，要看牺牲者享有的影响或地位如何。1859年发生于会稽（浙江绍兴）的一个事例，就说明了这一情况。督察院上奏说，绍兴知县同书吏狼狈为奸，所收税粮大大超过规定的数量，非法征收的达到18，000石以上，给他们带来的非法收入达到100，000两以上。当地人李慈铭在其日记中评价指出，该地官员及其走卒已经在税收中形成一个敲诈数额多少的固定表格：大户所交税额必须超出法律规定的25%到30%之间。纳税比率随着纳税人影响和威望的下降而提高。零田小户要缴纳超过规定的60%之多。李家由于祖上的荫庇，并且拥有足够多的土地（超过一万亩），只需要多缴38%——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但是同何氏、章氏和陶氏等家族相比，就显得过多，这些家族缴纳的额外税都是最轻的（“不及三钱”）。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8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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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参见安徽巡抚福润1895年〔编者按：应为1896年〕在奏折中的描述：“缘兵燹后鳞册既失，版籍不清，绅族豪宗，交相侵占，以多报少，以熟报荒，地方官明知，不敢过问。平民习见之而相率效尤，积而愈多，官恐激而生事，未收核实清量之效，先蹈办理不善之咎，亦遂隐忍不发。”引见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18/17b。〔编者按：《皖抚奏陈变通清赋办法疏》，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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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我们将在第十章探讨针对税吏的暴力活动，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资料可以参考：雷维翰在1853年的上奏，以及1861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引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7；傅衣凌在《财政知识》（1943年第3卷，第31—39页）上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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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参见1661年（顺治十八年一月己卯日）的一道上谕，其部分内容如下：“钱粮系军国急需……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引见《大清历朝实录·圣祖朝》，1/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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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参见《州县事宜》，引自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第2卷第9期，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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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参见1728年（雍正六年二月丙申日）的一道上谕：“任土作贡，天地之常经。守法奉公，生民之恒性。断无有食地之利而不愿输纳正供，以甘蹈罪戾者。何以钱粮亏空，拖欠之弊积习相沿，难以整理？此则胥吏中饱之患未除也。或由包揽入己，或由洗改串票，或将投柜之银钓封窃取，或将应比之户匿名免追，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引见王先谦，《东华录·雍正》，12/10b。《清朝文献通考》，3/4875中也收录了这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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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5/7a-8b（1844年的一道奏折）及11/40a-41b（1846年的一道奏折）。有关1652年到1884年间流行的拖欠行为及相关应对措施，可以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175各页。厘金（19世纪中叶以来，清政府征收的一种新税）也深受盗用、贪污之害。例如，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25/43a，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条：“是日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太后与上南向前后坐……圣意谓督抚多不肯实心任事，厘金安置，闲人交代，每多亏项。”还可以参见《翁文恭公日记》，30/44b，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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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户部则例续纂》，23/4a-15b；《清朝文献通考》，41/5232，1728年（雍正六年）发布的一道上谕；《清朝续文献通考》，66/8225和66/8228；陈康祺《郎潜纪闻》，14/8b-9a；《大清会典事例》，172/6b，1807年（嘉庆十二年）发布的一道上谕；《清史稿·食货志》，2/10b-11a。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正杂各项赋税，每年短征在一千一百多万两以外，各省短征之数，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多，苏州、江西次之……除四川全完外，均亏缺一二分。”引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荀学斋日记》庚集下，86a-b。大体说来，自清王朝建立以来，江苏的税收问题就特别严重，参见江南巡抚韩世琦1667年之前某个时间签发的布告〔编者按：《行藩司督征钱粮檄》〕，引见李渔，《资治新书》，二集，1/7b。关于19世纪安徽的情况，可以参见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18/17a收录的安徽巡抚福润1896年的奏折。关于江西的情况，可以参见包世臣1836年所写的一封信，《齐民四术》，3/19a-b。关于江苏的情况，可以参见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11/12b-14a、12/30b-32a，在1846年奏折中给出的1841到1846年的一些数据。〔编者按：《查明江安苏松两粮道漕项奏销比较款数目折子》，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四日；《苏省道光二十五年地丁奏销比较分数折子》，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同时期的一些作者认为江苏情况之所以严重，是在于税收负担过重，参见冯桂芬《显志堂集》，9/3a-5a；和陈其元《庸闲斋笔记》，6/7a-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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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清朝文献通考》，卷27—31各页和40/5225-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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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王庆云《熙朝纪政》，3/35a。关于19世纪后半期的情况，可以参见魏源《圣武记》（1842），引自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卷8，咸丰二年八月一日；A.H.Exner，“The Sources of Revenue and the Credit of China” ，China Review，XVII （1888），276-291；《知新报》（1897），25/14b，引德国方面的材料；Parker，China （1901），p.197；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111；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1908），p.321，引Robert Hart的文章；Joseph Edkins，Revenue and Taxation（1903），pp.55-57，pp.66-68，所引各种资料。有关盐税的资料，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5—40各页；关于杂税，可以参见同书，卷29—32和41—48各页；关于厘金，参见卷49—50；关于关榷税，参见卷29各页；关于海关税，参见卷31各页。翁同龢（1880年代，他处在对财政状况有发言权的职位上）在《翁文恭公日记》中（25/91a，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说：“阎公（阎敬铭，户部尚书）见起，力陈部库支绌，寅吃卯粮。”还参见其《日记》30/7a，光绪十七年二月一日。翁同龢当时是户部尚书，“部库正项待支者止六万，明日不敷发”。还请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己集，89a-b，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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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参见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一章，第4页；朱偰的《中国田赋问题》，第9—10、17—24和7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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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张德坚《贼情汇纂》（1932），卷十《虏劫》。〔编者按：原文为抄本，并无页码，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引文在777、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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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9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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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科派》〔编者按：文海版在第787页〕。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18/24a，叙述了他从南京到安徽的视察途中所看到的情况。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中这样报告说：“粤匪初兴……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今则民闻贼至……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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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前文已指出，清朝统治者从明王朝那里继承了这一问题。虽然清政府努力设法解决，但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结果。清代制度复刻了明王朝后期流行的一些设置粮长的做法。根据《明史》，卷78，《食货二》的记载：“成、弘以前，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黄六鸿《福惠全书》（1694）卷六中的叙述，详细地描绘了清王朝统治早期流行的不法行为。其中一些不法行为，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仍然存在，其形式随着历史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稍有不同；1909年（宣统元年）度支部（即以前的户部）一名小京官的上奏，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引见《清朝续文献通考》，5/7540。刘世仁《中国田赋问题》，第85—92、105—113和159—165各页中指出，一些腐败行为在帝国灭亡后存活下来，继续然害着大众。《食货半月刊》1936年第3期第237—248页，载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试图揭示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税收制度对农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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