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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王庆云《熙朝纪政》，3/35a。关于19世纪后半期的情况，可以参见魏源《圣武记》（1842），引自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卷8，咸丰二年八月一日；A.H.Exner，“The Sources of Revenue and the Credit of China” ，China Review，XVII （1888），276-291；《知新报》（1897），25/14b，引德国方面的材料；Parker，China （1901），p.197；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111；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1908），p.321，引Robert Hart的文章；Joseph Edkins，Revenue and Taxation（1903），pp.55-57，pp.66-68，所引各种资料。有关盐税的资料，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5—40各页；关于杂税，可以参见同书，卷29—32和41—48各页；关于厘金，参见卷49—50；关于关榷税，参见卷29各页；关于海关税，参见卷31各页。翁同龢（1880年代，他处在对财政状况有发言权的职位上）在《翁文恭公日记》中（25/91a，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说：“阎公（阎敬铭，户部尚书）见起，力陈部库支绌，寅吃卯粮。”还参见其《日记》30/7a，光绪十七年二月一日。翁同龢当时是户部尚书，“部库正项待支者止六万，明日不敷发”。还请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己集，89a-b，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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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参见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一章，第4页；朱偰的《中国田赋问题》，第9—10、17—24和7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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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张德坚《贼情汇纂》（1932），卷十《虏劫》。〔编者按：原文为抄本，并无页码，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引文在777、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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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9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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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科派》〔编者按：文海版在第787页〕。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18/24a，叙述了他从南京到安徽的视察途中所看到的情况。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中这样报告说：“粤匪初兴……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今则民闻贼至……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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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前文已指出，清朝统治者从明王朝那里继承了这一问题。虽然清政府努力设法解决，但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结果。清代制度复刻了明王朝后期流行的一些设置粮长的做法。根据《明史》，卷78，《食货二》的记载：“成、弘以前，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黄六鸿《福惠全书》（1694）卷六中的叙述，详细地描绘了清王朝统治早期流行的不法行为。其中一些不法行为，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仍然存在，其形式随着历史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稍有不同；1909年（宣统元年）度支部（即以前的户部）一名小京官的上奏，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引见《清朝续文献通考》，5/7540。刘世仁《中国田赋问题》，第85—92、105—113和159—165各页中指出，一些腐败行为在帝国灭亡后存活下来，继续然害着大众。《食货半月刊》1936年第3期第237—248页，载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试图揭示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税收制度对农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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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五章 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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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粮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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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虽然认识到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就无法让行政体系运作，但是也意识到维持足够收入的最佳方法就是保障百姓的缴税能力。因此，清政府注意保护农人的土地，推行垦荒、[1]保护水利（包括灌溉和防洪）等措施。[2]同时，清政府设法减轻农人频繁遭受的苦痛，帮助他们预防自然灾害。对于遭受灾害地区的纳税人，清政府依法准许延期或豁免税赋。[3]清政府还建立一套地方粮仓体系，在灾民处于极端困难而需要粮食救济时，可以采取售卖、借贷以及直接赈济等方式，从粮仓里取出粮食分发给他们。在清朝的整套乡村统治体系中，灾荒控制所占地位非常重要，清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保甲或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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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所采取的灾荒控制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也不免受到官吏无能、冷漠和腐败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无论灾荒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有多大，都随着清朝走向灭亡而消失。遍布全国各地的粮仓网——灾荒控制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更是如此。在本章里，就来讨论粮仓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尤其注意分布在乡村中的粮仓。至于与灾荒控制体系无关的其他乡村组织方面，只是偶尔涉及。这里并不打算讨论整个灾荒控制体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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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确立的地方粮仓体系（应该把它从清政府中央粮仓体系中明确区分出来）[5]，包括三种独立而又互有关联的粮仓：“常平仓”（常设的正规粮仓）[6]、“义仓”（公益粮仓或设在乡镇的粮仓）、“社仓”（社区粮仓或乡村粮仓）。大体说来，这三大类型的粮仓，其区别在于它们的所在地和管理的方法不同。关于它们的地点，据说：“常平与义仓皆立于州县，惟社仓则各建于各乡，故凡建于民间者，皆社仓也。”[7]虽然所有的社仓都分布在乡村，但并不是所有的义仓都设置在城市里。根据1679年（康熙十八年）颁布的一项措施，清政府鼓励地方居民在城外的乡镇和乡村集市设置义仓。[8]1742年（乾隆七年），清政府又规定除了设在县城内，还要在“巨乡大镇”设置义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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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仓同其他两类粮仓的区别在于，它所贮存的粮食，部分来自于官府；主要是用官款购买的，当然也接受乡绅富民的捐献。[10]而另一方面，义仓和社仓，其贮存的粮食主要由私人捐献，前者来自乡镇或乡村集市里的商人捐献，[11]后者来自乡村邻里居民的捐献。[12]常平仓和义仓及社仓之间的又一（或许是关键性的）区别，在于前者实质上是政府性质的，因此由地方官员直接管理；[13]而后两者，虽然总是在官府的监督和检查之下，却是由各当地居民自行管理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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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所有其他制度一样，粮仓体系在结构上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一些省区，比如陕西和广西，其社仓叫“官置社仓”，因为其贮存的粮食是用官款购买来的，或者来自常平仓。[15]此外，尽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要将义仓和社仓区别开来，仍然很困难。虽然两者整体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它们的名称有时会交换使用，好像它们是一样的（关于清朝粮仓制度的历史回顾参见附录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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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粮仓的组织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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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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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乡村中的社仓，不过若先概括一下整个地方粮仓网络（包括义仓和常平仓），对社仓就会有更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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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常平仓是在1655年设置的。根据当时和随后颁布的规定，每州县设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政府粮仓，由当地知州或知县负责管理。所贮存的粮食（大米、小麦、高粱或其他粮食），[17]部分由政府用官款购买，部分由关心粮仓事业的私人捐献。在某些省区，其中包括直隶、江南、江西、陕西和山西等，任命一名“仓大使”（粮仓专员）负责监督、视察每省粮仓的运行情况。当情况需要时，粮仓所贮存的粮食就借给极端需要的农人，或者以“常”价（即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出售。无论从粮仓里取出多少粮食，都必须尽可能地补充进去。每年，地方官都必须清点一下粮仓贮存情况，并将结果上报到清廷。[18]清帝国各地设置多少个粮仓、贮存多少粮食，都有章可循。[19]依据1691年的规定，大县的贮存量为5，000石，小县为4，000和3，000石。在不同时期，贮存量是变动的，因此，全帝国的贮存量大约在30，000，000石和48，000，000石之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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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常平仓的运行作了具体规定，[21]此处可举出几项。每年秋收之后，都必须购买粮食，或者在当地购买，或者在邻近价格相对较低的地区购买。如果市场供应短缺，那么例行的购买就会推迟到来年。[22]为了在丰年购买粮食，清政府专门拨出一笔款。清政府还鼓励“乡绅富民”为政府的粮食贮存事业作出贡献；[23]如果所贡献的粮食达到一定量，就会得到“监生”的头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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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存粮的支出，是采取“平粜”（平价卖出）和“赈借”（救济性借给）的形式。为了避免在长时期的贮存中出现粮食腐烂，每年都要在春季和夏季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售卖一定量的存粮，然后在秋收后再补充新粮。售卖的比率通常占粮仓存粮的30%，不过各省不尽相同。饥荒发生时，售出的存粮会超过通常的数量。自由市场上的粮食供大于求时，就会减少出售存粮的数量，或者在当季完全停止出售。卖价的降低，视情况而定。在丰年里，存粮以每石低于市场价0.05两出售；而在荒年，则每石低于市价0.1两。虽然清政府可以采取特别手段进一步控制价格，但是从未超过每石0.3两。[25]“赈借”就是把存粮借给缺少种子或粮食的农人，[26]借者必须在秋收后归还。大约有10个省区，其中包括山东、江南、广东和四川，不要求付息；即使在那些要求付10%利息的地方，只要庄稼损失达到30%或更多，官府就要减免利息。[27]任何人——包括利用粮食买卖或赈借而牟取暴利的绅士，和坐视存粮减少却不补充或眼看粮仓破损而不修缮的官员——都要受到惩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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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仓制度从来就不怎么有效。官府管理的常平仓，其状况如何，直接取决于负责管理的官员的态度如何。虽然有事例表明有些官员认真努力地使常平仓成为有用的工具，[29]但多半官吏并不关心。非常可能的是，清朝在其建立初期所发布的上谕和定下的措施，基本没有执行。[30]无论如何，即使在清朝鼎盛时期，常平仓能否摆脱官吏腐败的影响，也值得怀疑。的确，根据17世纪一位见多识广的作者的叙述，[31]正是由于官吏的欺诈和盗用行为，使得许多常平仓的贮存量未能达到清廷所规定的标准。许多实际事例显示，州县官员不仅偷盗存粮，还挫败了清廷遏阻他们不法行为的努力。1726年（雍正四年），即在雍正帝威胁以死刑处罚偷盗者一年之后，他就不得不承认说，在特别派出钦差大臣到福建省（有人上报，该省的偷盗行为十分严重）调查常平仓情形时，“不肖有司”抢先采取行动，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就从富户手中借出粮食装到粮仓中去。[32]1746年（乾隆十一年），清廷对浙江省常平仓情形的调查，几乎以失败而告终。一位当地的监生采取特别的行动，将偷盗存粮的州县官吏揭露出来，但是由于省级官员自己的利益同其下属密切相关，他们不愿让恶行曝光，所以所有被举报的州县官吏都逍遥法外。[33]尽管常平仓的地位极其重要，清朝皇帝们却悲哀地发现它已经变得“有名无实”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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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常平仓制度退化变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存粮的逐渐耗尽。早在1766年，清廷就得知各省区的存粮数量已经低于规定的数量。到1831年，清廷又得报说，“各直省州县于常平仓大率有价无谷”。[35]一份官方材料表明，1835年，常平仓的实存粮食几乎只有规定数量的一半。[36]一名西方作者1880年代在华进行一次旅行调查时，发现地方官“听任仓库空空如洗”。他参观了“非常多的官仓”，却“发现很少有哪个粮仓有些许粮食”，许多粮仓都“破烂不堪”。[37]一名研究粮仓体系的中国学者指出，有关常平仓规定的材料，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以后就没有了；[38]他作出可靠的结论：常平仓在清朝崩溃之前实质上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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