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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所有对粮仓体系有信心的人，无论是否公开表示，都接受了朱熹的主张。就一些乡绅和士子来说，我们不否认他们有着人道主义情感，但也可以大胆地说，在他们把自己的精力贡献出来创立地方粮仓时，正是亨利·格雷爵士所提到的“自我保护思想”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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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代的一些绅士与宋代的前辈一样，对粮仓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就不足为奇；黄河以南省区的绅士尤其如此。例如，广东省相当多的社仓、义仓，之所以能够设置和维持，就在于一些绅士的努力。[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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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很快就认识到绅士在地方粮仓管理中的地位，即使并非不可或缺，也是有帮助的。18世纪中叶，陈宏谋在许多省份任职期间，就设法取得绅士的帮助来管理社仓。[167]在19世纪最后10年，江苏镇江府知府天才般地找到了一种方法，让居住在城市和乡村中的绅士互相合作。他委托城市中的绅士收粮，乡村中的绅士安排何人捐献多少粮食。[168]19世纪的一位作者提议利用绅士监督社仓管理，把管理存粮的实际事务交给由有关乡人提名的人负责。[169]但是，绅士的参与并不能保证粮仓管理的成功，多半还要取决于参与管理的绅士的素质和威望。该作者在指出关于“行社仓，首在得人”这一主要原则之后，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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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使今之宦成名立，退居林下者，力行社仓于一乡一里之中，则声望既足动乎官民，即规为必可垂诸永久。……以贡监生员而董其事，不必尽品学兼优也。即使人人皆学道君子，而官吏未必其敬信，人民未必其服从。[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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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绅士的两个组成部分——退职官员（绅）和取得头衔但未取得官职的学者（士）——之间威望的差异，这位作者作出了有益的区分。他对“士”作为地方粮仓的管理人，比对“绅”更没信心。这个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威望并不是跟这件事相关的唯一因素。个人品格经常具有重要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绅士——无论是“绅”还是“士”——的行为方式并不是一样的，素质也是千差万别的。用当时的话来说，士子中有“刁生”，退职官员中也有“劣绅”。乡人们不可能指望这种“刁生”“劣绅”正直诚实地管理粮仓。绅士把地方粮仓当作牟取私利的来源，屡见不鲜。例如，广东南海县佛山镇，其义仓存粮以前是满的，但是后来被“某巨绅之戚”盗得干干净净；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里，才在当地一名举人的坚决努力下，得以填补。[171]广东灵山县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该县每个社仓都是由“殷实耆宿”管理，并处于知县监督之下；这些社长对乡邻的福祉根本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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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出贷时，则曰官谷。收贮后，则为予利。一遇凶歉，不惟粜不可平，而利或三倍。是以前人之远规，众民之义举，而饱一己之囊橐。[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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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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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本章中尝试解释地方粮仓体系作为清朝控制灾荒的工具，何以未能实现它的承诺。没有人能否认，贮存粮食以防止灾害，是一个好主意；也没有人质疑救济饥饿的乡人的必要性，无论是为了保存地方经济元气，还是为了防止民变。然而，笔者通过研究可利用的记载，不得不这样说：像清朝其他统治乡村的工具一样，地方粮仓无论带来什么利益，其中部分（虽然不是大部分）都被伴随而来的坏影响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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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假设，在清朝统治的早期年月里，当它的统治能量发挥到最大时，粮仓体系的运作比19世纪之后的情况要好些。即使在相对繁荣时期，清政府也发现常平仓的存粮不足，因而不得不以社仓和义仓来补充。地方粮仓的早期经验令人相当失望，康熙帝因此不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体系。康熙帝的继承者雍正帝，虽然不顾其父皇关于社仓仅仅适合于局部地区的警告，却也发现社仓的运作上存在阻碍。[173]后来的情况更令人丧气，[174]在清朝统治前的两个世纪就存在的许多粮仓，无法度过19世纪的战争和叛乱。[175]在同治和光绪年间，一些粮仓，尤其是在城市里的粮仓，虽然重新恢复，[176]但却未能挽救走向灭亡的政权，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冲击下，随着王朝一起消失。[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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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要类型的地方粮仓很容易染上各种各样的毛病，其中大多数是由清帝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这种控制灾荒的工具，受到两个因素的阻碍而无法成功地运作，一方面是通常腐败又无能的官僚群体，另一方面是始终未能改善物质匮乏景况的农民（他们无力自行对抗险恶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但后一因素的重要性不能被过分强调。粮仓体系虽然是因必须救济生活无望的乡人而产生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乡人由于无依无靠反而享受不到粮仓的好处。贫穷的农人，要么得不到粮仓本来应该给予的救济，要么因借贷粮食又还不起而永远沦为欠债人。同时，乡村中的贪婪力量，给粮仓管理带来巨大危害，严重侵蚀了存粮。一位地方志的修纂者，就很好地概括了他观察到的19世纪后半期粮仓恶化的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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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建廒州郡，则僻壤难以遍沾；屯谷社司，则豪强或以处利；夏贷冬还，则无赖者甘于逋负；文移盘诘，则典守者视为畏途。……加以绅董薪炭之资，仓丁守望之费，岁时风晒之耗，出浮于入，折阅堪虞，故富绅苦于垫累，去之若浼，而贫者更不克负荷焉。[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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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几乎不可能改善，因为除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非法行为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经济环境，使得获取并保存足够存粮，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粮食歉收、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179]和人口压力[180]，这几种因素加起来，使大多数乡人总是处于穷苦的挣扎之中。即使进行精耕细作，中国也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来供养众多的人口，尤其面对18世纪中叶之后爆增的人口。[181]研究近代中国灾荒救济的一位西方专家，其评论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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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中国经常听到“年年有余（margin of livelihood）”的话，但是事实表明，如果把中国百姓视为整体，那么并不存在所谓“有余”的情况。中国在一个正常年份的真正粮食需求量，比中国当前的产量和进口食品数量要来得多……缺乏生活的积余，才是发生饥荒的根本原因之一。[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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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西方作者，一位研究中国土地经济的近代权威，也赞同这种观点：“低收入使得大多数农人及其家庭处于仅仅能维持生命的境地。事实上，农人们在冬季里正像一‘群’力畜一样，所消耗的粮食不但尽可能的少，而且相当低劣。”[183]这两种评论都是根据对20世纪前几十年的观察所得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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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农民把他们的一部分收成贮存起来以便面对艰难时期，是无济于事的。农民并没有多余的粮食，他们总是处于艰难之中。如果从地方粮仓借贷粮食，他们就必须偿还借贷，而且常常要付利息。然而贫穷的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月也仅够温饱，他们在艰难年月借贷粮食也不比中国一句谚语所说“饮鸩止渴”好多少。不可否认，清朝统治者并不指望普通乡人来维持粮仓体系。各个地区粮仓的存粮，来自于政府官款的购买和富有绅士或其他人的捐献。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解决基本的经济困难：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并不足以应付全国的需求。此外，绅士的慷慨并不可靠。富有的大地主，其兴趣在于如何维持农夫的生命以为他劳动，因而在必要时会给予他们某种帮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地主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尽管有一些绅士给予地方粮仓以积极的物质援助或道义支持，但是也有许多绅士在这项极其重要的事业中拒绝同地方官合作；或者只是为了打粮仓的主意而参与其中。[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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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粮仓体系的功能并不令人满意；清朝皇帝并不需要为此负特别的责任。同以前各朝的皇帝一样，他们所面临的是无法贯彻他们意志的类似的环境。无论怎么说，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明朝皇帝少。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在评价明朝时期的粮仓时指出：“其法颇善，然其后无力行者。”[185]下列对明朝时期湖北省某县情况的描述，和清代的画面若合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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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十三里之入，纳之数椽，秕糠莫辨，盈缩无稽。司仓者收各里之羡，岁额既满，而其后之贡输，尽作折色，用饱囊橐尔。胥吏之侵渔，下里之逋负，不知几何。[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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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所犯的最大错误，可以说是他们利用传统方法来解决古老的灾荒问题，故而不得要领；或者说，跳脱不出造成这个问题的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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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认为存粮体系毫无作用。一代代皇帝找不到更好的防止饥荒的方法，而粮仓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减少因饥荒流行而引起危机的风险。有一个令人不满意的饥荒控制体系，比完全没有要好些；而且很有可能，清朝皇帝也从未期望过粮仓体系能取得完美的效果。但是，粮仓体系同其他任何帝国制度一样，并不是在历史真空中运作。它的运作深深受到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各种环境的影响。由于这一原因，当历史背景下其他主要因素会削弱整个帝国的结构，或者当帝国体系中其他元素的运作并不尽如人意之时，粮仓体系并不能发挥其理论上可以发挥的作用。它势必要随着整个王朝的兴衰而存在或衰败。在社会环境改善而政权本身运行得相当有效之时，地方粮仓体系的运作情况就好些；但是在历史环境周期性地恶化之时，其运作情况就相应地恶化。在这时，粮仓体系本身也变成了促使帝国瓦解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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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国领导人针对饥荒提出了有几分创意的解决办法。在“天朝田亩制度”这一乌托邦社会理想中，他们想象出一种土地分配和财产所有的制度；它承诺让所有人共同享有所有农业资源，借以来预防灾荒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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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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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方案的新颖之处主要在于改变了所有制观念，由此导出了不同的预防灾荒观念。灾荒救济，并不是政府发起、富户响应的慈善事业，而是社会体系本身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太平天国的理想，毫无疑问不同于通过分布地方粮仓网以预防灾荒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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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太平天国起义者并未将他们的“田亩制度”付诸实施。讨论他们的理想是否比传统的粮仓体系更可行，没有什么意义。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人的行政经验相当有限，即使他们的“天朝”能抵挡曾国藩所率领的军队进攻，而能否成功地推行其准共产主义计划，也值得怀疑。但至少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对物质环境作决定性的改善，那么农业生产总量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样，清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丰荒相通”，虽然可能会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难以解决全国的灾荒和经济匮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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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会典事例》，166/1a-167/5a，概括了清政府在1644年到1889年间采取的垦荒措施。还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1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5；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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