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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贵州布政使良卿的上奏，见《皇清奏议》，57/4b。其他省份也上报了与此稍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周锡溥（1775年进士，随后担任知县）在一封信中描述了湖南永顺县如何收集常平仓存粮的过程；这一过程，给贫户和富户，都带来了痛苦，见《牧令书辑要》，2/55a-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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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27/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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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给事中宋澍所上的奏疏。参见《皇清奏议续编》，4/2b。〔编者按：《筹补仓库钱粮疏》，嘉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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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曾国藩的一位朋友吴敏树写的一篇文章，见《巴陵县志》（1891），15/3a。吴在1832年考中举人，后来担任湖南浏阳县的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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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大清会典事例》，191/1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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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黄六鸿《福惠全书》，27/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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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大清会典事例》，189/1b〔译者按：应为21b〕。1802年到1806年间担任福建巡抚的李殿图就明确指出了这种非法行为还在盛行。其奏疏部分内容如下：“乃积久弊生，即无需接济之年，而亦以出陈易新为词，更或以青黄不接为请，竟至年无不动之仓谷，以为染指分肥之地。出仓既已短发，还仓又复浮收。……故良民虑及一出一入之扰累，不愿借领。”参见《牧令书辑要》，3/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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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Émile Bard，Chinese Life in Town and Country （1950），pp，91-92.〔编者按：宫中档奏折光绪二十三年张兆兰《奏请分别详报各省所属常平仓存谷数目事》（录副奏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档案号03-6677-089）所载原文如下：“再各省设立常平仓，均系领官款买谷存储，如遇歉收之年，减价平粜，亦可酌成赈数，洵为有备无患之良法，乃奉行既久，各州县移新掩旧，挪东补西，虽例有盘查，多未认真办理。迨至本任交卸，不能掩饰，始行查参。是以各省亏短仓谷之案，层见迭出。近闻各州县多有将存仓之谷变价，发商生息，年年存款，为数甚多，均有案卷可查。然掩饰腾挪，亦在所不免。迨该管上司指款提用，多不能如期报解。可否请旨饬下各督抚，通行各属，将仓谷实在存数若干、变价生息若干，每年分别造册，勒限咨报户部存案，不准丝毫挪动。一遇荒年，奉文指拨，即可克期报解，庶不至有名无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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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直隶总督李光地（1642—1718）所下的命令，见戴肇辰《学仕录》，2/30a-b。〔编者按：李光地《饬兴水利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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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赵汝愚的上奏，见俞森《荒政丛书·社仓考》，卷十上，1a，以及《康济录》，2/19b。朱熹也有同样的观点：“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游惰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见《崇安社仓记》，引自《康济录》，4/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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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例见《富顺县志》，7/1a-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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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陈宏谋1745年的上奏，见《皇清奏议》，42/1a-3a。〔编者按：庆复、陈宏谋联署《筹积贮疏》，乾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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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卢龙县志》（1931），21/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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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黄钧宰《金壶七墨·金壶浪墨》，5/4b-5a。该书中叙述了1860年发生的耸人听闻的“山阳赈狱”。〔编者按：山阳为淮安旧称，在今江苏，此案发生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浪墨》卷五记候补县李毓昌奉旨查赈遇害事，与正文所言不同，疑为二事，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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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王庆云《熙朝纪政》，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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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户部则例》，113/1a；《钦定六部处分则例》，24/4a；《清朝文献通考》，69/5485。根据陈宏谋在18世纪晚期所说的，贡生和监生并不是平民，无权享受救济粮。他们只有在当前生活处于相当贫苦的状态中，才可以作为平民得到救济粮。参见戴肇辰《学仕录》，9/15a。〔编者按：周震荣《赈荒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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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戴肇辰《学仕录》，9/14b-15a。清政府规定，那些生活艰苦的各省学子所得到的救济，原本来自“学地”的利息和存粮。不过，由于学地带来的资金和粮食很少，因此在1738年（乾隆三年），乾隆帝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和学政指示地方教育官员准备贫苦文人的名单，以便从“公项”中拨款给予特殊救济。见《清朝文献通考》，7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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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18/17b-18a。这名巡抚是福润。还请参见《州县事宜》，51b中关于“卖荒”的记述。拖延交税和免除交税过程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有时也被揭露出来。18世纪晚期的一位举人汤震，在一篇文章中说：“朝廷有大庆典，有大水旱，必蠲缓，所颁誊黄，必逦逦数千言。上谕、部议、督抚之奏，累牍连篇，无论愚民无知，即略识丁字者，曾不数行，首尾茫然矣。大抵城门通衢不得不张贴一二，若乡僻，从未见有誊黄者。”参见《危言》（1890），2/26b-27a；亦见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17/11b。1865年，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上奏清廷，其部分内容如下：“道光癸未、辛卯以后，两次大水……蠲缓频仍，然朝廷虽屡沛殊恩，而小民未尽沾实惠，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或全征。”见《清朝文献通考》〔译者按：应为《清朝续文献通考》〕，3/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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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大清会典事例》，189/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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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例见《灵山县志》，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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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皇清奏议》，8/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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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Richard H.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 （1932），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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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巴陵县志》，1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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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大清会典事例》，189/3a和6a、19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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