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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王庆云《熙朝纪政》，4/26a-30a，列举了时间和措施：康熙十八年（1679），诏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四十二年（1703），诏直隶立社仓；五十四年（1715），令输粟社仓分别免役〔编者按：原文为康熙五十年（1711年），今依原文径改〕；六十年（1721）……谕之曰……（社仓）并无成效。奇怪的是，王庆云没有提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回应朱栻请求的一道上谕。还请参见《清史稿·食货志》，2/20a-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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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康熙帝要求朱栻负责管理山西的社仓，并命令他留在山西，直到完成他自己提出的建议。于是，朱栻承认自己判断出错，请求回到北京。康熙帝毫不宽容，未给予批准。不过康熙帝没有说明这样做的原因。参见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九年九月，108/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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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皇清奏议》，42/1b。陈宏谋当时是陕西巡抚，这道奏折是他和川陕总督庆复联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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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皇清奏议》，42/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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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皇清奏议》，42/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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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皇清奏议》，58/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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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皇清奏议》，5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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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参看注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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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福建通志》（1871），51/18b -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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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康济录》，4/57b-59a中所引朱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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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俞森在其《荒政丛书》中（卷十上）记述了下面的事例：浙江金华县在1175年修建了潘氏社仓；福建建阳县在1184年修建了长滩社仓，光泽县也修建社仓（日期不明）；江苏宜兴县在1194年设置了社仓；江西南城县在1194年修建了吴氏社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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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康济录》，2/20a-b所引朱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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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Gray，China （1878），II，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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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魏禧关于救济方法的一篇文章《救荒策》，见俞森《荒政丛书》，7/1b。魏禧是江西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但他没有接受这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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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地方起草关于设置社仓的措施，见《兴国州志》，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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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俞森《荒政丛书》，卷十上，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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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南海县志》（1910），6/9a-10a；《佛山忠义乡志》（1924），7b-5a；《九江儒林乡志》（1883），4/3b-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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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十三各页。陈描述了他1741年到1763年期间担任江西、江苏、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和山西等省巡抚时，管理社仓的计划和方法。〔编者按：参见本章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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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王仁堪《王苏州遗书》，7/107a-1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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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柏景伟《澧西草堂集》，2/22a-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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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柏景伟《澧西草堂集》，1/1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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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佛山忠义乡志·人物六》，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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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灵山县志》，10/1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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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王庆云《熙朝纪政》，4/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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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汪辉祖在1790年的记述，以如下的言语概括了更令人扫兴的情况：“换斗移星，权归胥吏，而有名无实，窒碍多端，初犹藏价于库，终且库亦虚悬，而仓愈难信矣。”参见《学治臆说》，56a。即使是清朝中央政府的粮仓，也摆脱不了贪污和错误管理的危害。1879年早期，南新仓因95，000多石的存粮被贪污盗用而导致存粮不足的事情被发现，并上报到慈禧太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癸集第二集，69a-b和83b，引述了关于这一事例的两道上谕。1890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粮仓缺额几乎达170，000石，被发现上报。参见户部尚书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29/65a-72a和30/13a-21a。这些事例载于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引见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1956），pp.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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