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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俞森《荒政丛书》，卷十上，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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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南海县志》（1910），6/9a-10a；《佛山忠义乡志》（1924），7b-5a；《九江儒林乡志》（1883），4/3b-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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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十三各页。陈描述了他1741年到1763年期间担任江西、江苏、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和山西等省巡抚时，管理社仓的计划和方法。〔编者按：参见本章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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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王仁堪《王苏州遗书》，7/107a-1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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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柏景伟《澧西草堂集》，2/22a-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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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柏景伟《澧西草堂集》，1/1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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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佛山忠义乡志·人物六》，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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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灵山县志》，10/1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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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王庆云《熙朝纪政》，4/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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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汪辉祖在1790年的记述，以如下的言语概括了更令人扫兴的情况：“换斗移星，权归胥吏，而有名无实，窒碍多端，初犹藏价于库，终且库亦虚悬，而仓愈难信矣。”参见《学治臆说》，56a。即使是清朝中央政府的粮仓，也摆脱不了贪污和错误管理的危害。1879年早期，南新仓因95，000多石的存粮被贪污盗用而导致存粮不足的事情被发现，并上报到慈禧太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癸集第二集，69a-b和83b，引述了关于这一事例的两道上谕。1890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粮仓缺额几乎达170，000石，被发现上报。参见户部尚书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29/65a-72a和30/13a-21a。这些事例载于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引见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1956），pp.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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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清史稿·食货志》，2/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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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清史稿·食货志》，2/22a；《大清会典事例》，191/3a。这一时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但地方粮仓的作用被忽视了。例如，陕西在世纪之交发生的大饥荒，是采取紧急捐献和“鬻爵”的措施进行救济的。关于这一情况，参见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1902），pp.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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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Walter H.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1926），pp.65-68：“满洲政权被推翻而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各省所保留的大众粮仓被取消。……据说，为了‘支付革命费用’，粮仓存粮在1912年被卖掉，但是民主政权并没有重新填补存粮，粮仓作为最重要的制度现在被抛弃了。……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由于官吏腐败的原因，粮仓制度的作用就开始消失。”Mallory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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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容县志》，10/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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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参见Chu Co-ching（竺可桢），“Climatic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 Times in China，”Geographic ReviewXVI（1920），pp.274-282；该文讨论了从公元元年到1900年发生的自然灾害。还请参见Alexander Hosie，“Droughts in China，A.D.620-643，”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II （1878），pp.51-89；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 pp.75-76，引Hosie的上述文章；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p.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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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15：“在中国，人口总密度仅为每平方英里238人。无论怎样，这个数字并不能表明中国人口众多的特点。中国总人口的一半，所占土地仅仅为该国的1/4。”他在第17页中又说道：“在这种人口过多的情况下，征收贮存粮食是不可能的。好收成并不能带来粮食剩余，仅能在短时间内使人们吃得好些。”Mallory所提到的情况，是指20世纪前几十年，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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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Mallory， China：Land of Famine，pp.84-85：“根据E.H.Parker教授在China（London，1901，p.27）中所说，全中国1734年的总户数为26，500，000户（实际上，Parker统计的数字为25，500，000户）。如果每户的人口为5人，那么总人口数就为130，000，000人。Parker教授继续说道，在18世纪到来之前，中国任何时候的总人口都未达到100，000，000人。到1762年，一下子就涨到200，000，000人，这一数字在随之而来的一个世纪中又翻了一番。就今天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来说，这个增长率还是比较慢的。”Parker的估计虽然不怎么正确，但还是表明了中国人口增长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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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5.Cf.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p.76：“如果‘饥荒’一词的含义是因缺乏粮食而引起大范围的饥饿流行，那么中国一些地方的确是在忍受着饥荒的折磨。”在饥荒特别盛行的地区，虽然募集存粮的确并不困难，但是并不能保证这样的存粮会起作用。例如，19世纪早期四川的情况就是如此：“捐办义田，收租积谷，原议为歉年赈恤贫民之用，惟川省历少歉年，道光四年以前，此项租谷已积至二十余万之多。饬即查明……社仓每年借粜各法，繁琐难行。徒滋弊窦。”参见刘衡的《庸吏庸言》，72a-b。刘衡还建议，1825年（道光五年）后收集的存粮，部分用于其他方面。参见同书，73a-7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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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p.73，引John L.Buck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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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由于清帝国各地的气候和社会环境不同，因而地方粮仓体系在一个地方证明可以运作起来，在另一个地方就不一定。1739年的进士黄可润就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南方仓储，不能大有益，以地热湿，难耐久，人多而诈。……北方仓谷可十余年不坏，人朴直，里民户保乡地识认，无不还者。”参见《牧令书辑要》，4/1a-b。该作者对华北环境的叙述虽然有几分过于乐观，但是他对各地气候差别的观察是正确的。气候影响粮仓体系的方式不同于社会环境，在气候适宜的地区，获取存粮要容易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地区比起那些很难获取存粮的地区来说，贮存粮食并不怎么需要。参见注182所引刘衡对四川情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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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明史》，7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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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沔阳州志·食货志》（1894），4/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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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这一文件收集在萧一山所编著《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南京国立编译馆，4/1b-2a；向达等编《太平天国资料》，第一章，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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