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5289
1703095290
我们找不到资料来弄清来自绅士阶层的客人和来自平民阶层的客人之间的确切比例。不过有证据显示，虽然在“大宾”中，绅士的人数大大多于普通人，[149]但是在一些地区，“众宾”中的平民却多于绅士。[150]反映广东香山县情况的表6-1，[151]可以支持进一步的推测：虽然有绅士经常参加乡饮酒，但大多数参加者的地位并不很高；即是说，拥有绅士地位的人数多于没有交待身份以及可以假定是平民的人数。有趣的是，在参加乡饮酒的绅士之中，有些是级别低的官员，有一个是举人，没有指出谁取得了进士（士人成就的顶点）的头衔。恰好有一半的士人是监生——一个可以用钱买的，没有什么威望的身份。
1703095291
1703095292
表6-1：香山县乡饮酒客人的社会地位
1703095293
1703095294
1703095295
1703095296
1703095297
江西兴安县描绘的情景与此不同。在1644年到1862年间，应邀出席乡饮酒的客人有124位，其中有29位取得了功名。这些人包括10名贡生、5名生员、10名监生和4名武生。[152]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兴安县绝大多数出席乡饮酒的客人都是普通人，但是可以十分确定其中大多数人在学问和仕宦方面并不突出。应该指出的是，并不是该县缺乏地位突出的士子或官员，故而找不到这样的人出席。一位县志的修纂者说，在我们探讨的这一时期（1644—1862），兴安县夸称有不少于227名士子取得了高级头衔，其中有2名进士、71名举人和154名贡生。[153]这些士子的数字几乎是出席乡饮酒客人数字的两倍，举人的数字则超过一半。但是没有一名进士或举人出席了乡饮酒。长宁（江西省的另一县）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在不同时期应邀出席的49名客人中，只有3名是监生，5名是监生之父，1名是生员之子。[154]换句话说，拥有士子头衔或来自士子家庭的客人不到20%。在博白县，165名出席乡饮酒的客人中，只有6名士子：2名生员、3名监生、1名武生；其余被称为“耆寿”“不求仕进者”和“乡贤后裔”。[155]合理的猜测是，这些人全都是平民。
1703095298
1703095299
即使在江西南昌县这个对推行乡饮酒制度非常热心的地方，出席乡饮酒者的社会地位情况，也与上述几县的类似（表6-2）。[156]
1703095300
1703095301
表6-2：南昌县出席乡饮酒客人的社会地位
1703095302
1703095303
1703095304
1703095305
1703095306
换句话说，出席乡饮酒的宾客拥有地位或头衔者不到总数的1/3，尽管在清朝早期应邀出席的宾客中拥有举人以上头衔者所占的比例相当高。
1703095307
1703095308
表6-3显示了南昌县出席乡饮酒“大宾”的社会地位：
1703095309
1703095310
表6-3：南昌县出席乡饮酒大宾的社会地位
1703095311
1703095312
1703095313
1703095314
1703095315
几位七品以上官员（主事为六品；知县和教谕为七品）和举人以上士子的出席，表明南昌县比其他许多州县更重视乡饮酒。但是，这些当地著名之人不但在应邀出席客人中只占少数，而且在拥有举人头衔以上的士子总数中也占少数。1647年到1910年间，该县不少于159名的士子考中了进士；在1646年到1909年间，有752名举人；在1644年到1910年间，有592人得到了各类贡生的称号。[157]这就是说，在出席乡饮酒的客人中，159名进士中只有3名出席，752名举人中只有5名出席，592名贡生中只有41名出席。
1703095316
1703095317
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出席很少，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偶然的。这似乎是乡饮酒礼本身存在着某种缺陷的表现。我们已经指出了选择客人出席的标准并不统一。如果挑选工作认真地进行，这也还不算什么坏事。然而，自相当早的时候起，地方官就听任乡饮酒礼蜕变成可笑的东西。17世纪中叶，江南提学道（张能鳞）在一文告中就指出，当时对宾客的挑选是漫不经心的：
1703095318
1703095319
有司凭开报于学博，学博任寒暖于诸生，以保结丛贿赂之门，以宾礼加佥壬之辈，致令姱修者羞与为俦，旁观者蒙口而笑。[158]
1703095320
1703095321
另一位官员则这样描述江西某府地区的情况：
1703095322
1703095323
闻往时推举正宾，不论德而论财，择身家殷实者，借斯典以荣之。府县经承，儒门学斗，及不肖诸生，视为奇货，恣行蚕食……是以富民闻之，如避汤火。[159]
1703095324
1703095325
著名知县黄六鸿，描述了17世纪后半期的一般情况：
1703095326
1703095327
每岁以再行……乃司牧者恒视为具文，而举废无时，竟有终其任未一举行者。夫额赋存留支款，例有乡饮开销，岂径没为中饱，而使大典湮坠乎？即间有行者，官长听吏胥指唆，令〔乡〕约地〔保〕开报，与斯典者，不问素行何人，而止择其家道殷实。乡饮之后，牧宰师儒，餐厚币致谢，而执事之人，以及胥役莫不需索，居为奇货。以故乡人闻其开报，如陷身汤火，每有自暴其过，及褫衣以示杖瘢者，不亦大可笑乎？于是，稍知自爱者，以乡饮为不足重，而耻于居之。[160]
1703095328
1703095329
上述情况似乎一直持续到18世纪。陕西巡抚陈宏谋在1746年发布的一份文告中这样描述说：
1703095330
1703095331
或受贿滥举，或按名需索，或贪利多举而不报上，并纵容县丞、典史、教官、礼房、家奴人等勒索银两，所办酒馔短价派买。[161]
1703095332
1703095333
浙江学政1762年上奏清廷，汇报说：
1703095334
1703095335
各省烦剧地方，视为不急之务，数十年间并不举行，而一二偏僻小县，每岁两举，每举数人……而曾经犯案，或健讼久著，或素行鄙啬，家资温饱者，亦得厕身其列。[162]
1703095336
1703095337
数年之前，即1737年，礼部自己也认识到乡饮酒礼的普遍衰败，并对地方官渎职情况作了如下解释：
1703095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