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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章中，我们尝试讨论了清代乡村统治体系的理论与实际，以及评估它对清政府的用处。在随后章节中，笔者要追踪对乡村居民及其生活方式的控制的效果，并描述他们对控制的反应。希望这样的讨论能更全面地展示乡村控制对帝国整体的影响，更准确地评价这种控制作为帝国专制政体下维持政治稳定的工具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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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 从顺治到宣统所采取行动的概述，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1936），卷73；《清朝续文献通考》（1936），卷98。《清朝文献通考》，74/5544记载了一个著名事例，雍正二年（1724年），陆陇其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从祀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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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此类著作的书目，载于《大清会典事例》32/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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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官方儒学”是James Legge的用语，参见China Review，VI （1878），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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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ellmut Wilhelm，“The Po-hsueh hung-ju Examinations of 1679，”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LXXI （1951），pp.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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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事发生在1652年（顺治九年）。参见《学政全书》（1810），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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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政全书》，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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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政全书》，9/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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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政全书》，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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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政全书》，9/4b；《大清会典事例》，397/9a；吴荣光《吾学录初编》（1870），3/1a-5a。在地方志中，也常常记载了讲约会的内容，可以参见《永州府志》，卷四上，50a；《东莞县志》，25/2a-b；《恩平县志》，11/5b。根据最后一部县志的记载，其情况为：“于举贡生员内简选老成有学行者一人，立为约正；于百姓内简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轮为值月。……值月者……抗声宣读《圣谕广训》……约正复推说其义……未达者仍许其质问。”William E.Geil，a Yankee on the Yangtze（1904），pp.80-83，也记载了乡约宣讲的起源和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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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严州府志》（1883），5/3b：“申明亭……知府梁浩然重建（约1668年），今俱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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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学政全书》，9/11a-b；《大清会典事例》，398/2b。根据前者的记载，到1744年，申明亭大体上都废弃不用了。一些申明亭因年久失修而毁坏，另一些则被衙门走卒或地方恶棍所占用。该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官员尽可能经济地重建更多的申明亭；在那些申明亭不可能恢复的地方，或者最初就没有修建申明亭的地方，就设立木制布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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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清会典事例》，398/1a-2b；《学政全书》，9/5a-b和10b；《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2/9b-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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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政全书》，9/1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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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1a、17a和28a，就记载了1831年、1835年和1839年发布的一系列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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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62年和1865年发布的上谕，见《恩平县志》，14/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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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六谕》的内容，见《大清会典事例》，39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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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学政全书》和许多地方志都记载了康熙十六条《圣谕》的内容。George T.Staunton在1812年将《圣谕》译成英文，连同最早的九篇《广训》，载于 Miscellaneous Notices（1822），pp.1-56；William C.Milne，Sacred Edict of K’anghsi（1870），引见Adele M.Fielde，Pagoda Shadows （1884），pp.274-276；Legge在China Review上所发表的评论“官方儒学”的四篇文章；Geil，Yankee on the Yangtze，p.81。1876年，A.Théophile Piry把《圣谕》译成法文，连同《广训》，出版了中法对照本Le Saint édit（London，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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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53年至1660年间历任福建、江西和浙江巡抚的佟国器就不经意地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一篇未载明日期的奏折中写道：“劝善莫如乡约，弭盗莫如保甲。”〔编者按：该奏折为《弥盗九条疏》。〕引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5/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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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圣谕广训》的全部内容载于《大清会典事例》397/1b-8b。雍正帝还以汉、满、蒙三种语言刊印了《圣谕广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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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Legge的译文，见China Review，VI，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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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713年，康熙六十大寿，邀请了许多来自直隶省的长者参加宴会。随后，康熙帝就发布了一道上谕，要求这些出席宴会的长者指导和鼓励他们的邻居要尽孝道，要兄弟和睦。这道上谕被刊印出来，散发到各省，作为半月一次乡约宣讲的补充内容。参见《学政全书》，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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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746年，清廷下旨，命令各省督抚“应将有关于忠信孝悌、礼义廉耻、扶尊抑卑、正名定分等事，择其明白浅近者，刊刻告示。……各乡约正值月，朔望宣讲圣谕之后，即以方言谚语为愚民讲说。”参见《学政全书》，9/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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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891年，增加了顺治帝所写的《劝善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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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学政全书》，9/5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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